潍坊地方债(地方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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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在潍坊有没有帮人打架收债的?
在餐饮业管理工作中,如何激励员工正日益引起管理工作者的重视。因为组织行为是组织中员工个人行为的总和,任何组织目标的实现都是由员工个体的行为来实现的。因此在管理工作中必须考虑如何使员工个体的行为能够与组织的行为相一致,即如何保证员工个体的行为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使组织内每个员工的行为总和能达到组织的目标,并且使最少的人力资源的配置产生出最大的组织效益。这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促进员工能够为组织奉献尽可能大的力量;二是员工行为的组合能够成为组织的目标。这都包含在如何激励员工的问题之中。
综合有关激励的理论,从影响激励的因素上来看,可以分成为两大类:一类是员工物质需要的满足,另一类是员工精神需要的满足。
因此,在研究激励的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员工的物质需要,也要注意满足员工的物质的需要,也要
注意满足员工的精神需要。根据有关的激励理论,以下问题是值得重视的:
1.员工经常依据自己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对自己下一步的行为作出决定,使自己今后的组织行为得到强化;
2.员工在组织中工作,存在着个人的目标,并且对自己的行为结果存在着某种期望。
3.员工经常依据自己的个人目标和期望对自己的行为结果作出评价;
4.员工经常把自己的行为结果与周围的环境作比较;
5.员工经常对自己的行为结果作出归因,而成功的结果与失败的结果的归因往往不同……
此外,值得重视的是,上述激励的影响因素都是从员工个人的行为出发来研究的,但是,员工个人的目标与组织的目标是存在偏差的,个人目标的实现并不说明了组织目标的实现,而且个人行为即便都指向组织目标,全体员工行为的总和也并不一定能指向组织目标或使组织效益达到最大化。所以激励问题是以个体为出发点,而激励措施的设计则必须在组织的背景之下来完成。
无论是对影响激励因素的研究,还是对影响激励过程的研究,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对激励进行分析。
首先是组织目标。组织目标具有不同的层次,因此,在激励手段的设计中,应注意使不同层次的组织目标能够充分体现。
其次是组织结构。对组织结构的设计,目的也在于根据组织的总体目标来确定组织内不同群体和个人的行为目标,使组织内耗达到最小,而使组织效益达到最大。
第三是组织文化。组织文化作为组织的共同价值、精神、行为方式等等的外在表现,具有对组织中员工行为的导向凝聚以及激励等作用,使员工增加对组织的归属感、自豪感,从而产生巨大的工作积极性。
第四是员工的合理配置。人尽其能、物尽其用不仅仅能使人力资源的配置达到最大的效用,而且使员工对自己能力的评价、自我价值的体现、控制感等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从而也应成为激励手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是前面已述各种影响激励的因素和过程中所注意问题。
具体的激励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1.工资及奖励制度的设计。在工资与奖励制度的设计中,应注意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工资与奖金的发放应与组织的承受能力相一致,应与组织发展的目标相一致。第二,奖励制度要使员工得到的报酬与他们的工作绩效相联系,这就需要在职务评价的基础上对承担不同工作职责的员工根据不同的工作绩效作出奖励。第三,在工资与奖励制度的设计中,增加报酬与提供培训和休假机会、提高员工地位等结合,既能使员工工作积极性提高,也能起到增加员工的组织归属感,提高对自我价值的认识。
2.目标管理。目标管理的总体思路是根据组织的总体目标,制定个人目标,从而使个人目标能与组织目标相一致,激励员工为组织目标而工作。
3.工作设计。工作设计问题主要是组织向员工分配工作任务和工作职责的方法。其主要思路是通过工作任务和职责的分配,来激发员工的工作动机。
4.工作氛围。从工作氛围的角度来研究激励问题,它包含了合理的报酬、良好的环境、参与决策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等多种手段。
在有关激励的方法中,还有许多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激励措施,如参与决策、组织行为矫正等等。我们在应用这些手段和措施时,要真正理解这些措施的价值所在,更好地发挥这些措施的作用。
Q2:地方政府债算同业投资吗?
地方政府这算是同业投资。这种投资收益要比银行存款要高。是值得投资的。
Q3:中国债券信息网怎么查各省地方政府债券数据?
只要知道债券代码就可以查了。
Q4:有人了解地方政府债券吗?
政府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政府,它是指政府财政部门或其他代理机构为筹集资金,以政府名义发行的债券,主要包括国库券和公债两大类。
政府机构债券通常以中长期债券为主,流动性不如国库券,但它的收益率比较高。政府机构债券虽然不是政府的直接债务,但通常也受到政府担保,因此债券信誉比较高,风险比较低。政府机构债券通常要交纳中央所得税,不用缴纳地方政府所得税,税后收益率比较高。
Q5:地方债和企业债有什么区别?
地方债是政府行为,企业债是企业行为。
Q6:地方性政府债务的风险及影响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作为财政风险的重要构成,对金融和经济具有较大威胁,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日渐凸显,并成为中央及地方政府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无明确统一的概念,大部分研究都强调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甚至将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直接当成债务风险。可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一个看似简单,但较为复杂的问题,现有的相关研究也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概念的梳理
1.基于一般风险概念的认识
明确一般意义上的风险(Risk)概念,是理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前提。Willett(1901)将风险定义为,不愿发生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之客观体现。Knight(1922)又指出,风险是一个可测度的不确定性,并且是从事后来看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损失。随后,理论界对风险的认识开始不断深入。温涛(2005)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将其归纳为,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可以是导致某种损失的不确定性,也可以是带来某种收益的不确定性,同时还与预期相关。
就地方政府债务而言,只有当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危害的时候才可能去关注其风险,因此,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属于未来发生损失的不确定性。
2.基于政府债务风险的借鉴
国外关于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较多,如Horton Jr.(1972)认为,一旦在经济繁荣时期发生政府违约事件,经济萧条趋势将随即而来,这种违约一般表现为政府债务增长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长。Alberto and Tabellini(1992)认为政府债务风险是债务规模膨胀所导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政府债务规模增加所导致的货币贬值风险,二是政府债务增加还将会导致债务违约,从而将影响政府信用。与此同时,部分学者还将债务风险与财政可持续性相互联系,即将债务风险当成是财政不可持续性。Buiter(1985)认为财政可持续是指作为经济实体的财政存续状态或能力,当政府有能力偿还债务时,财政就是可持续,否则将导致破产风险。Blanchard et al.(1990)认为在确定财政收支水平时,如果能够使所考虑时期内的净债务占GDP的比重保持不变,此种条件下确立的财政收支就是可持续,反之就存在风险。Frenkel and Razin(1996)认为政府债务不可持续将会导致财政政策发生“急剧性”变化,从而导致预算发生失衡,以及不能偿还债务而损害储蓄人的利益。
无论是从直接定义,还是从可持续概念来看,关于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重点还是强调政府债务所带来损失,涵盖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一般内涵。但相比之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更具个性特征,比如从风险的危害上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以演变为中央财政风险,以及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风险,只有当这些风险发生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才可能爆发,因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更具传导性、隐蔽性和危害性。
3.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理解
2000年以来,伴随着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快速膨胀,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郭琳和樊丽明(2001)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表现为地方政府债务的不确定性或其自身的缺陷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包括总量支付、债务结构、利率汇率等内在风险,以及增加税负、向上级政府转嫁、影响宏观经济等外在风险。马海涛和吕强(2004)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指地方政府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偿债风险,以及引发的其它风险。呼显岗(2004)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定位于向中央财政的转嫁,并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贺忠厚等(2006)认为只要有地方政府债务就有风险,表现为对经济运行、社会发展、预算执行、信用环境等产生影响。于海峰和崔迪(2010)提出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就是指地方政府债务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影响下,对社会经济造成损失的可能性。韩增华(2011)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表现为资不抵债,即当期财政收入不足以维持当期财政支出。黄国桥和徐永胜(2011)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归结为地方政府过度负债行为,从而导致预算软约束、政治腐败。缪小林和伏润民(2012)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表现为债务相对于经济、政府和居民负担的超常规增长,并将其分为承债压力风险和偿债能力风险。李茂媛(2012)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债务规模的急剧扩张,从而影响财政和金融运行,并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
从国内相关研究来看,基本都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债务增长带来危害和损失的不确定性预期,与本文对风险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理解相吻合。然而,已有研究更多的还是强调债务快速增长的表象,缺乏对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影响财政、金融和经济系统运行的深入分析,从而难以形成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内涵的深刻认识。
适合国情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内涵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一旦爆发,导致的不仅仅是某个县、市或省级财政运行困难,而将会通过向中央财政传导形成整个公共财政风险,甚至会通过向金融系统蔓延,引发全国性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这将作为本文理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内涵的关键。
1.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会向中央财政传导,引发全国性系统财政风险
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联邦制主义国家不同,我国是典型的单一制大国,在单一制体制下,多级政府及相应的多级财政间具有相互依赖和影响关系,在财政运行责任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具有无限的连带性。因此,就地方政府债务而言,如果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并引发财政风险,同时地方政府又无力化解,承担地方政府债务的责任自然会向中央政府转移,则具有局部性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能演化为全国系统性的财政风险。黄国桥和徐永胜(2011)已经证明,如果地方政府财力不足,难以按时还款,上级政府必然会从大局出发,通过加大转移支付或采取豁免地方政府部分债务等方式,为下级政府的债务风险买单,最终形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倒逼”中央政府,并演化为中央财政风险。
2.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会通过向金融机构蔓延,引发金融或经济危机
我国当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轨初期,财政与信贷的密切联系决定了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共存。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通过银行信贷方式融资规模为84679.99亿元,占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的79.01%,与此同时,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年底贷款余额中,地方政府债务银行贷款占17.67%。可见,如果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发生,即未来各年度财政收入不能补缺历史欠债的话,势必导致银行无法按时足额收回贷款,在银行体系内部加剧呆账、坏账的持续恶化,从而导致资金链断裂使银行运行资本呆滞而被迫破产,金融危机随即出现。胡援成和张文君(2012)也证实了该观点,即地方政府债务的迅速扩张会加剧银行信贷风险,为金融体系不稳定埋下隐患。更进一步看,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中,企业存款大约占34.04%,且绝大部分属于短期存款,另外,在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中也有9.75%是来源于单位和个人借款。如果地方债务风险发生、银行资金链断裂,将直接影响企业生产资金的正常循环,根据经济运行传导机制,生产下降、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等经济危机也将接踵而来。
由此可见,如果地方政府债务常规增长不具有危害,也构不成债务风险,因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除了涵盖债务增长外,还包括债务增长形成的危害或损失预期。据此,我们可以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理解为,债务形成危害预期的超常规增长,而这种危害除了体现对自身财政运行影响外,还表现为通过风险传导机制,对中央财政、金融系统和经济运行的破坏。 根据上述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内涵的理解,判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生成的原因,其实质就是揭示地方政府债务超常规增长的动力。针对该问题,已有研究从经济发展、财政体制、管理制度和政府行为等方面进行探讨,但多数仅仅是阐述了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原因,并没有揭示出地方政府债务超常规增长的动力。
基于经济发展视角的认识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各种经济社会项目建设,是促进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主要原因。Ratchford(1947)指出美国1930—1940年间的联邦债务达到325亿美元,除了30亿美元用于退伍军人的津贴外,其余全部用于和平年代的经济社会项目支出,主要目标是实现经济复苏。Hildrethand Miller(2002)通过实证得出,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举借越多,对未来地方经济发展越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地方经济总量积累越大,为举借债务奠定了较强的承载能力基础。Islam and Hasan(2007)以美国战后时期为例,实证得出公共债务虽然伴随一定的通货膨胀,但能带来资本积累和实际产出增长,这也就成为各地举借债务发展经济的重要依据。在国内,郭琳和樊丽明(2001)马海涛和吕强(2004)等认为我国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种“放权让利”的改革促使地方政府成为拥有自我发展目标的经济实体,从而导致财政支出扩张,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呼显岗(2004)指出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微观领域事务干预过多,从而导致很多市场风险直接转嫁为债务风险。曹信邦等(2005)以经济发达地区为例,指出政府债务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相关,而这些政府借款和贷款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安春明(2009)指出政府为拯救经济,安排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很大程度上迫使地方政府举借债务。于海峰和崔迪(2010)指出,强烈的利益动机将导致地方政府追求本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这样一个以“政府代替市场”的投资行为必然导致政府投资过宽,不得不通过举借债务来实现。中国人民银行靖安县支行课题组(2011)通过实证指出,地方工业发展、城市功能完善等均要求增加地方政府债务,同时也能取得较好效益。
从经济发展来认识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其实质是说明了地方政府债务与地方经济发展相互伴随。早在19世纪70年代,瓦格纳就提出随着社会进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对公共投资的需求会增大,而这类需求支出一般都属于资本性支出,按照时间配比原则,资本性支出除了一部分应在当期得到补偿外,大部分应该分摊到各个时期,由此需要举借债务。可见,经济发展对债务的需求不能说明是债务风险产生的原因。
基于财政体制视角的认识
从财政体制的角度来看,政府间财政分权及预算制度导致的财力减少、支出扩张,是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的直接原因。Green(1993)从税收国家和债务国家的关系出发,指出向居民征税与举借债务具有替代性,在税收减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得不举借债务。Temple (1994)指出,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中,是应该采用当前税收收入还是应该利用市政债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一般情况看,税收比重过低是导致地方政府盲目举债的直接原因。Teresa and Craig(1997)将地方政府债务膨胀归因于一国政府间不合理的财政关系,包括横向和纵向的财政非均衡缺口,以及政府间缺乏透明的转移支付标准等。Krol(1997)认为预算条例将决定政府收入和支出大小,从而也就决定地方政府是否会举借债务,因此预算软约束导致的支出膨胀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的根源。Mikesell(2002)认为政府债务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弥补财政赤字,以及在某一财政年度弥补短期资金不足。在国内,郭琳和樊丽明(2001)也指出财政体制缺陷会引发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包括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清形成的偿债意识缺乏和财政收不抵支。呼显岗(2004)认为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地方支出压力过大,以及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导致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以此导致债务增加和偿债能力弱化。张远(2005)认为我国非正式预算体制的软约束,会迟滞正式预算制度的完善过程,使地方政府收支进一步弱化,从而衍生出举债筹资欲望的制度化。安春明(2009)指出伴随着分税制改革,地方在经济分权和赶超战略的驱动下开始自主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在预算财力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运用债务工具弥补建设资金的缺口。贾康等(2010)指出分税制改革虽然规范了收入分配,但是并没有解决财力与事权匹配的问题,任何一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都会增加地方政府支出压力,从而被迫举借债务。蔡玉(2011)指出在我国事权和支出责任不明晰背景下,中央出台的各项民生政策,地方政府只能依靠举借债务落实。
从财政体制来解释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重点阐述了在政府间财政关系框架中,各种财政政策或制度导致地方政府财力与支出责任的不匹配,从而需要通过举借债务来完成上级政府指定的支出责任。在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都将其归结为分税制的不彻底,由于分税制下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不明确,无论中央的民生政策还是扩大内需,均会增加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从而被迫举债。但这并不是债务超常规增长的充分条件,而关键问题是,在这种存在财力缺口的条件下,会为地方政府非理性举债提供机会和空间,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超常规增长,从而导致风险的产生。
基于管理制度视角的认识
从管理制度的视角来看,缺乏严格的地方政府债务举借审批、使用监管和偿还管理等制度,从而无法控制债务规模的盲目扩张。Hackbart and Leigland(1990)指出,由于缺乏严格的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和偿还方面的管理制度和政策,从而导致1977—1987年间美国州级债务余额从870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640亿美元。Trautman(1995)指出当前许多州将所有的债务活动集中在一个机构,对此他提出地方政府债务的定量管理办法应该逐渐被发展起来,并要应用于债务活动的分析,这有利于对债务规模的控制和管理。Dafflon and Beer-Tóth(2009)研究指出,关于地方公共债务不仅需要有举借方面的制度约束,比如预算平衡制度、举债管理框架、债务行政控制等,而且还需要有对超规模债务产生影响的处罚机制,比如强制性的行政规范等。Levine(2011)基于积极政策理论和税收收入准则,提出州政府通过采用较优的管理制度,就会通过管理将债务信号传导到信用评级、投资主体和纳税人,从而约束州政府及时履行自身的债务责任,从而降低债务的违约成本。在国内,郭琳和樊丽明(2001)从债务管理方面指出,债务管理制度严重滞后,缺少相应的偿还机制和决策失误的责任机制;债务管理体制条块分割、各自为政,难以进行有效的债务风险量化;地方政府缺乏直接融资渠道等均会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发生。李光辉(2003)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缺乏举借债务的总体规划和科学论证。王晓光和高淑东(2005)提出,地方政府债务大量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缺乏有效的债务资金监管系统,以及灵敏有效的反映和控制债务风险的约束机制。裴育和欧阳华生(2007)提出如果缺乏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将难以预先知道债务风险状态,从而不利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控制。安春明(2009)指出影响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因素主要包括债务管理技术、债务决策技术和债务预算技术等。李燕(2009)分别列出我国地方政府融资负债的主要问题,包括融资决策主体多元化,债务监管主体不明确;对资金应用的监管不到位,导致投资大、效率低;资金使用和偿还缺乏中长期规划。于海峰和崔迪(2010)认为政府绩效评价和监督体系的不完善,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键。
从管理制度视角看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实质上是从具有外生性的管理方面来约束地方政府债务行为,换句话说,如果存在合理的债务规模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就不可能盲目举借债务;如果存在合理的债务使用监管机制,低效的地方政府债务就会减少;如果存在合理的偿还管理机制,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就难以发生。可见,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抑制地方政府债务盲目增长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这并不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的内生根源。
基于政府行为视角的认识
从政府行为的角度看,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债务规模膨胀。Rodden(2002)指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拥有自由支出权限的地方政府积累了大量不可持续的赤字,并要求中央政府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或提供特别的救助等方式承担起部分或全部债务。Bienvenido Oplas(2008)认为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债务出现,主要表现为政府在财政上的不负责任,而且这种不负责任已经成为一种规则,即地方政府在职期间因为需要支付他们前辈欠下的债务从而导致自身财政压力,所以,这些政府官员不仅借款支付债务,同时也采用债务来提供新的福利工程,由此导致债务越积越多。Akai and Sato(2009)指出如果地方政府举债事前激励一旦与中央政府实施救助或者成本分担行为相结合,那么就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举债行为。在国内,刘尚希和赵全厚(2002)将政府假定为双重主体,即既是一个普通的经济体,又是一个特定的公共主体,因此,地方政府债务产生也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划分。冯静和石才良(2006)在解释地方政府违约博弈模型理论基础上,得出地方政府成为独立预算主体,就会产生转移债务成本的动机;资本市场不完善或银行体系不成熟,分散或抗拒风险能力不强,就会增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救援的预期。唐云锋(2006)认为在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及本地公民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中,作为最终委托人的地方公众没有得到选择代理人和代理合约的权利,正是这种对标准委托代理关系的偏离导致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按照其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不能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进而导致债务的扩张。姜文彬和尚长风(2006)认为在中央政府为委托人和地方政府为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债务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代理人付出的行动成本大于从委托人得到的经济报酬,而根本原因是委托人激励和监督制度的不完善。安春明(2009)指出,如果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就会将个人或所述组织的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这种“经济人”行为将导致地方政府不顾国家利益而相互攀比举债。类承曜(2011)从治理结构来看,公民是委托人,而政府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安排是公民的代理机构,而我国地方政府业绩主要通过经济指标来考核,因此,地方政府不惜举借债务来追求经济增长。李茂媛(2012)认为,政府或政府官员自身利益包括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在现行行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治利益需要会凸显其政绩,从而不惜举借债务极力扩大支出,另外,地方政府官员还会极力扩大支出以创造设租和寻租的机会,也会大力举债新办各种工程。崔治文等(2012)指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地方政府迫于“GDP锦标赛”压力及政治升迁考虑,可能出现非理性举债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为目标的不一致也会导致地方政府盲目举债。黄国桥和徐永胜(2011)认为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将个人的政治前途放在首位,为了应付上级考核和凸显工作业绩,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任期内会超越现有财力和经济实力,不惜债务融资发展经济。
从政府行为方面看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国外学者侧重强调理性预期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诱导,即地方政府通过过去的各种表象可以预期到债务责任可以转移到上级政府或者下任政府,而自身就可以大量举债,同时还存在违约动机,最终导致预期破灭,但这里还缺乏利益诱导的条件。少数国内学者也将地方政府个人利益当成非理性行为的举债动力,但如果仅此而已,所举借债务需要自己去偿还的话,地方政府即使存在个人利益也不可能盲目举债。可见,从政府行为方面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的原因,既要考虑非理性的利益动机,又要考虑债务责任转移预期,还要考虑债务责任预期破灭,这为本文在权责时空分离下思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依据。
Q7:地方债务风险到底有多大?
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提醒,应警惕新一轮地方投资热背后的债务风险。 地方投资热引发债务风险担忧 “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过度投资已成为当前越来越突出的矛盾。尽管从短期看,能对拉动GDP增长产生一些影响,但从中长期来说,会埋下很大隐患。尤其要警惕新一轮投资热带来的地方债务风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2013年,在确定较高投资增速目标的同时,由于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放松及外需疲软,多地下调了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从预算报告看,今年地方本级收入增长目标仅为9%。 为弥补地方收支差额,国务院同意由财政部代理发行3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这一数量为2009年地方债发行以来最高。 根据审计署的审计结果,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高达70.45%。有机构估计,目前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有可能已达13万亿元。 “前几年地方政府借的债今年陆续到期,还本付息压力加大,要警惕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风险。”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说。 地方债务风险有多大?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目前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要注意在局部地区和具体项目上做好风险防范,地方新上各种投资项目,要做好可行性论证,从源头做好风险防范。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荆州市市长李建明说,荆州市近几年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已连续三年保持在35%以上,2013年投资增速也预计在30%以上。目前70%以上投资来自民间,并加强融资平台的资产评估、抵押,未动用地方财政资金用于投资,负债在可控范围内。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林回福说,固定资产投资并不意味着完全由政府掏钱,而是政府创造投资条件,让社会、民间、企业来投资,他们选择的过程本身就是市场化的行为,这有利于规避风险。 财政预算报告强调,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坚决制止一些地方违法违规融资和担保承诺行为,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黄石市市长杨晓波希望有关融资支持政策能够延续,同时有所创新,比如支持更多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在国务院特批下,2011年,我国选择在财政实力较强的浙江、上海、广东、深圳四地启动地方政府自主发债试点。 迟福林委员建议,加大财税体制改革力度,把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尽快调整到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要以地方经济总量为基础,建设服务型政府,地方在公共服务方面有什么责任,应有什么样的财权和财力,需要从机制体制上明确。” 全国政协委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连起说,一些国家根据政府债务编制资产负债表,可以清楚看出负债情况、偿还能力等。我国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可以借鉴类似经验,做到公开透明。 据新华社电 建立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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