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管理股一点资讯（特殊管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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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公司经营范围常见的有哪些

什么是特殊管理股制度

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有多个新亮点

财务管理股票收益率

推进我国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正专门就优先股和国家特管股制展开研究了吗？

什么是同股不同权？

Q1：注册公司经营范围常见的有哪些

配资不可信，还是做好自己的交易就好了，就是配给你100万，你没法赚钱还是一样的，

Q2：什么是特殊管理股制度

特殊管理股是通过特殊股权结构设计，使创始人股东(原始股东)在股份制改造和融资过程中，有效防止恶意收购，并始终保有最大决策权和控制权。具体是将公司股票分为A类股和B类股两种，二者拥有同等的经营收益权，但创始人股东的股票(B类股)具有特别投票权，包括董事选举和重大公司交易的表决等。

Q3：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有多个新亮点

近年来，本着分类监管的原则，地方国资委在地方国有企业分类标准方面先行进行了积极探索，根据自身所具体监管的国有企业情况，对本地国有企业进行了相应类别区分。
总体而言，地方层面基本上是按照三分法划分国有企业，但各省市区具体归口又有所差别；第一类公共服务类和第三类竞争类的划分口径比较统一，第一类基本上是以市政公用事业为主，第三类是以市场为导向实行商业化运作、以追求企业价值和经营利润为主要目标的企业，差异较大的是第二类功能类企业的划分。北京市的做法是将市属国有企业分为城市公共服务类、特殊功能类和竞争类；上海市则将国有企业分成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湖南省则根据企业属性、产业特征和发展阶段，按公益、功能、竞争三个类别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管理。
正是基于地方国资委普遍采用了三分法的分类方法，因而市场一直都预测国务院国资委也将在地方国资委前期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按照三分法对中央企业进行分类；甚至于已经有一些研究机构按照三分法标准，将国务院国资委所管理的中央企业进行了操作层面上的模拟分类。
不过《指导意见》并没有明确指出哪些中央企业应该归入到公益类企业，哪些中央企业应该归入到商业类企业；而且提出应“按照谁出资谁分类的原则，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负责制度所出资企业的功能界定和分类方案”，也就是说，并不强行规定地方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管理的分类标准。预计后续将会出台分类监管的细则性文件，对中央企业的具体分类做出明确界定。
具体到个体企业的归类，仍将面临不小的困难。目前我国有14万多家国有企业，其中国务院国资委所管的中央企业有113家。企业混合多元化发展的事实，使得我们很难从单一维度对一个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国有企业的规模越庞大、控股层级越多，分类也就越困难；尤其是对那些主业不突出甚至没有明显主业的国有企业，分类尤为艰难。当然，也许我们可以从最底层的法人单位开始进行分类，而只是对集团层面进行模糊功能界定。
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不设时间表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当前深化国企改革的基本方向以来，不少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都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几乎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都纷纷出台了相应改革方案，提出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中长期目标。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对中央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快速做出了积极反映，部分地方的改革目标甚至超出了预期。
目前已经出台的国企改革方案中，动辄提出2015年全面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到2017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70%甚至更高的比例目标，同时提出打造多少家年营业收入超千亿元或资产超千亿元、初具国际竞争力的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时间表和目标的明确设定确实令人振奋，但我们可能忽视了在时间表的背后可能隐藏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被运动化扭曲的风险。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应“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适宜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郞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这一表述将成为今后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纲领性要求，既可以为当前局部地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盲热适当降降温，也可以为未来改革的成功推进奠定更坚实基础。
不设时间表，一方面表明中央已经充分认知到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所可能面临的困难与阻力，并不冀图能够在短时间内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另一方面表明形式上的股权混合多元化不是中央所期望看到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终结果，除了股权结构上的变化，更需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管理提升与优势互补等多方面发生积极变化。
因此，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都应该充分估计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困难，既不悲观守成，也不盲目乐观；既不刻意追求时间进度，也不错失改革机会，稳妥有序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改革进程中，除了积极引进非国有资本进行股权结构改造，更需借助非国有资本的参与，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不断提升管理水平，综合发挥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各自优势，从而实现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更快更好发展。
探索建立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
特殊管理股制度是一种国际通行的股份制企业管理制度。特殊管理股是指具有特殊投票权的股权，既可以是有较多投票权的股权，即“一股多票”，保证创始股东在企业中始终保有最大决策权和控制权；也可以是对某些事项有特殊投票权的股权，如规定特殊管理股可以在股权比例较低的情况下依然享有“一票否决权”，保证创始股东对企业的严格掌控力。这一赋予政府所持有股票特殊权力的制度安排，往往表现为政府保留特殊一股(或极少数股份)的形式，由于这一股(或极少数股份)具有黄金般的价值，往往也被称为“黄金股”(Golden share)。换个角度来说，黄金股是指政府持有的特殊一股(或极少数股份)，具有某种法定的特殊权力，永久性地或有期限地允许政府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之后依然拥有在某些特别重要事务上的超级投票权和终极否决权。
最早的特权股来自于1903年创立的福特汽车公司，而特殊权力制度被广泛运用则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欧洲。近年来，特殊权力制度更多是以双层或多层股权结构的形式在公司中显现。如2002年美国《标准公司法》和2006年的英国《公司法》，都允许实行类别股份制度或者说多层股权结构；每个公司都有权设计和发行该公司章程所设定的一个或数个类别的股份及数量，公司章程也可在与本国公司法令不相抵触的范围内，限制或取消任何类别股的表决权或给予特殊表决权。
我国关于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的构想最早始于2013年。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2014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把在传媒企业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试点列为2014年工作要点。日前发布的《指导意见》则提出，在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时，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并在少数特定领域探索建立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不过目前看来，在我国进行国家特殊管理股的实践还存在有诸多挑战与障碍，需要后续改革逐一克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哪些领域属于《指导意见》所说的少数特定领域；其次，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与当前《公司法》中的同股同权原则相抵触，需要修法或根据法律授权由国务院另行做出相应制度安排；再次，特殊管理股制度作为一种双层(多层)股权结构的试点，还需要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与措施的保障。
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
在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下，企业经理层应当依法具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但在我国国有企业中，经理层的经营自主权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充分有效的保障。尽管经历多次国有企业改革后，企业经理层的经营自主权确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体现，但来自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的干预仍然普遍存在。正是由于经理层经营自主权的缺位，在事实上削弱了国有企业经理层的积极性，影响了管理效率的发挥，从而抑制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
回顾国企改革历程，在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国企改革先后经历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战略性改组、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阶段。
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是针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改革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效率，推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进入市场，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1980年9月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批准从1981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拥有更大自主权。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进一步下放了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奖金、联合经营10个方面的权力。1986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要推行各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改革10多年来，通过“采取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经营方式等措施，增强了企业活力，为企业进入市场奠定了初步基础”，并要求“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必须解决深层次矛盾，着力进行企业制度的创新”，这为前期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画上了阶段性句号。但事实上，国有企业经理层的经营自主权，仍在很多方面受到不同部门和机构的牵掣。
为切实保障国有企业经理层经营自主权，《指导意见》提出，若“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国有的自主经营活动。这一规定，可能意味着后续国有企业改革将就经理层自主经营权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而且在经营自主权方面，《指导意见》还做出了进一步安排：国有企业依法独立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优胜劣汰、有序进退；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产生、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使用人权相结合；企业内部薪酬分配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定；建立健全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岗位管理为基础的市场化用工制度，真正形成企业各类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的合理流动机制。
以管资本为主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
按照新中国建立后留下来的管理路径，目前依然还是根据行政主管部门或产业属性分类，把国有资产划分到不同的归口部门进行管理。据不完全的数据统计，目前全国国有资产的总规模大约在280万亿元以上，其中国务院国资委负责监督管理的113家非金融类中央企业资产规模约40万亿元。
也就是说国务院国资委事实上只管理了全国国有资产的15%左右；82个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所属的6000多家企业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以及最新成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等财务关系在财政部单列的国有企业，以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所有金融央企均由财政部履行出资人职责进行监管；地方国企则由省、市两级地方政府的多个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分散监管。
这种不完全、不统一的分散监管体制，一方面容易形成国有资产监管的真空和漏洞，从而带来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对全国国有资产进行全局性、整体性的发展规划，往往会带来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尤其是2005年以来，大批中央企业纷纷建立了金融控股平台，产融结合成为中央企业发展重要方向；截至2012年底，有68家中央企业拥有219户金融企业（不含招商局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招商银行(600036,股吧)），涉及财务公司、保险公司、银行等15 个金融领域，资产总额2.9万亿元，占央企总资产的9.3%。中央企业产融结合的发展，对长期以来产业国资与金融国资分业监管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面对国有资产多头监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以及国有企业混业经营形成的新挑战，构建统一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资产统一监管改革已经在地方层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果，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4个直辖市，已经实现经营性国有资产全覆盖监管。同时，多年来深入开展的理论探索也指出，无论从国有资产配置效率、还是国有资产有效监管的角度，加强和完善现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机制、推动建立“全口径、全覆盖”的统一国资监管体系已经势在必行。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未来要以管资本为主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这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这一改革将会涉及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多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甚至会涉及机构调整与撤并问题，改革难度可想而知。不过随着国有资产监管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过渡，构建国有资产统一监管体系的改革难度会有所下降。考虑到改革所涉及面广和难度大的客观事实，相关改革应该有计划、分步骤推进。
也正因为如此，《指导意见》只是提出“稳步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属企业的国有资本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目的是实现经营性国有产业资本的统一监管，暂未提及产业国资与金融国资的统一监管问题。按照中央的安排，在2020年前可能将基本完成全部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监管关系的划转，然后在总结前期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再考虑解决产业国资与金融国资统一监管的问题。
通过实行员工持股建立激励约束长效机制
员工持股制是发达国家企业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通常包括核心层持股、骨干层持股和老员工持股三个层次。核心层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骨干层包括二级公司经理、职能部门负责人和技术、管理骨干等。管理层持股在任职期间和离任后5年之内不允许出售。再加上老员工持股，可以将企业员工的物质利益与企业经营绩效紧紧捆绑在一起，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不仅关心企业近期盈利，更关心企业长远发展。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华为、联想等一些成功的民营企业，也实行员工持股；部分国有企业也在员工持股方面进行了探索。自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可以在混合所有制企业推行员工持股计划以后，员工持股计划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并且引起了社会与企业的广泛关注。2014年6月份，证监会制定并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鼓励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此后，陆续有公司发布了员工持股计划，至2014年年末，形成了小高潮；而从实施方式来看，有员工认购、大股东增予、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公司定增事项等。
《指导意见》提出要在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通过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建立起激励约束的长效机制，这反映了中央对这一改革措施的两层意思：其一是，员工持股计划改革范围目前仅局限于已经完成或正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尚未推进或不宜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不适用员工持股。其二是，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目的是要在混合所有机制国有企业建立起可以长久发挥激励约束作用的新机制，而不是简单地让所有员工分享国有资产增值成果，更不是要大家共同瓜分国有资产；从这个层面看，员工持股计划的授股范围应该是指向国有企业中那些需要激励约束的关键员工。
员工持股，看起来很吸引人，但真正实施起来的难度也不会小。目前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员工持股的比例安排，对其他问题的关注度相对较低，但阻碍员工持股改革顺利推进的，其关键可能并非持股比例的确定。在绩效好而且很稳定的国有企业，推行员工持股应该会很顺利，但在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它们最迫切需要借助员工持股来激励员工积极性与创造性，但员工参与持股计划的热情却并不会高。而如果只是在效益好的国有企业推行员工持股，似乎又有借机侵占国有资产的嫌疑。而且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时，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使得员工持股范围的确定与持股方式的选择变得很困难。此外，什么样的价格既能确保国有资产不受侵蚀，又能确保对授股对象具有吸引力？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可能还有待《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试点的指导意见》的正式出台。
建立责任追究倒查机制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决策的责任追究机制一直都处于缺失状态。但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失现象时有发生，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确保国有资产不受企业内部人为因素侵害，2008年8月18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对国有企业各类资产损失行为及其处罚措施进行了明确规定，并提出对调离工作岗位或者已离退休的资产损失相关责任人给予经济处罚、行政处分和禁入限制。
而对国有企业重大决策责任的追究，其明文规定应是始于2010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指出要建立对“三重一大”决策的考核评价和后评估制度，并逐步健全决策失误纠错改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一些地方国资监管部门也先后发布了关于国有企业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方面的管理规定。不过从最近这几年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实践看，有关责任追究制定并没有充分发挥预防作用，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明确提出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应该是来自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提出要建立针对重大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做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指导意见》继承了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改革精神，提出了筑牢“四道防线”、建立健全“六个机制”的系列举措，以实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目标；其中针对国有企业“一把手”来说，最关键的就是建立健全国有企业重大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倒查机制。这应当是解决当前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始终保持对国有企业“一把手”终身追责的高压，才能从源头上根除“一把手”失职与渎职现象的发生；才能鞭策“一把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严格遵循国有企业决策规范，全面、科学进行决策分析，充分了解决策风险并做好风险应对预案，谨慎、科学进行决策，进而确保国有资产安全。
（作者单位：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两个大类，终结了市场此前关于国有企业分类方法的讨论。不过《指导意见》并没有明确指出哪些中央企业应该归入到公益类企业，哪些中央企业应该归入到商业类企业。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应“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适宜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郞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
不设时间表，一方面表明中央已经充分认知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所可能面临的困难与阻力，并不冀图在短时间内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另一方面表明除了股权结构上的变化，更需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管理提升与优势互补等多方面发生积极变化。
特殊管理股制度是一种国际通行的股份制企业管理制度。特殊管理股是指具有特殊投票权的股权，既可以是有较多投票权的股权，即“一股多票”，保证创始股东在企业中始终保有最大决策权和控制权；也可以是对某些事项有特殊投票权的股权，如规定特殊管理股可以在股权比例较低的情况下依然享有“一票否决权”，保证创始股东对企业的严格掌控力。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未来要以管资本为主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这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指明了方向。这一改革将会涉及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多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甚至会涉及机构调整与撤并问题，改革难度可想而知。不过随着国有资产监管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过渡，构建国有资产统一监管体系的改革难度会有所下降。
员工持股制是发达国家企业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通常包括核心层持股、骨干层持股和老员工持股三个层次。管理层持股在任职期间和离任后5年之内不允许出售。再加上老员工持股，可以将企业员工的物质利益与企业经营绩效紧紧捆绑在一起，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不仅关心企业近期盈利，更关心企业长远发展。

Q4：财务管理股票收益率

甲以每股15元价格买入1000股股票，持有一个月以24元价格全部卖出。
甲取得的实际收益率=（24-15）/15=60％
年化收益率=60％*12=720％
扩展阅读：年化收益率
年化收益率，是把当前收益率（日收益率、周收益率、月收益率）换算成年收益率来计算的，是一种理论收益率，并不是真正的已取得的收益率。例如日利率是万分之一，则年化收益率是3.65﹪（平年是365天）。因为年化收益率是变动的，所以年收益率不一定和年化收益率相同。对于较长期限的理财产品来说，认购期，清算期这样的时间也许可以忽略不计，而对于7天或一个月以内的短期理财产品来说，这个时间就有非常大的影响了。对于房地产、普通商业、实业等由于每天都可以买卖或开业，并不受节假日的影响，所以有效投资时间便是一年的自然日数，即D=365天。因闰年而导致的个别年份多一天等非常特殊的情况，由于其影响很小，自然可忽略不计。

Q5：推进我国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38)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
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严格新闻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规范传播秩序。
(39)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支持各种形式小微文化企业发展。
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扩大政府文化资助和文化采购，加强版权保护。健全文化产品评价体系，改革评奖制度，推出更多文化精品。
(40)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明确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
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
(41)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
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Q6：正专门就优先股和国家特管股制展开研究了吗？

“前两批央企混改试点企业中，已有7户完成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新设公司等，引入各类投资者40多家、资本超过900亿元”，1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产权局副局长郜志宇在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情况媒体通气会上通报了最新进展。

经济观察报记者从上述通气会上获悉，2017年底刚刚敲定的第三批混改试点企业，正在制定实施方案。在郜志宇看来，前两批试点企业中，不少项目的改革力度超出社会预期。

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国资委正在专门就优先股和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展开研究，力争在2018年底前确立较为明确的思路方向，不过最终管理办法将具体从哪几方面展开监管，还需要从接下来企业推进股权多元化等实践中汲取经验。

中央企业产权登记数据统计显示，从行业分布看，房地产、建筑等行业企业混合程度较高，其中，房地产行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到88.3%。

方案待出

除了正在研究过程中的优先股和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最新管理办法，第三批混改试点企业的相关实施方案，也在积极制定中。

对于入围第三批混改试点的企业，彭华岗表示，在操作路径上，可以绝对控股，也可以采用参股的形式。他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即便是关乎国家安全及重大经济命脉的领域，我们也积极鼓励企业参与混改，而且在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更有利于推进混改。”

彭华岗并未透露入围第三批混改试点的企业名录，他表示不排除将来可能牵涉企业上市的考量，以及是否需要借壳或者注入上市公司等问题。

郜志宇表示，总体看，正在推动中的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从企业类别看，商业一类企业（主业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合程度最高，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73.6%。

商业二类企业（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次之，占比为62.6%，公益类企业最低，占比为31.1%。从行业分布看，房地产、建筑、建材、通信、矿业等5个行业企业混合程度较高，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分别为88.3%、86.3%、78.3%、77.9%和76.8%。

从企业层级看，层级越低混合程度越高，中央企业集团公司有中国联通、上海贝尔和华录集团3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一级子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为22.5%，从二级子企业往下，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超过50%并逐级提高，四级以下子企业中超过90%的企业实现混合。

截至到2017年底，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包含98家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基本上完成了公司制改制。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引进各类社会资本实现了混合所有制（统计口径为资本层面引入了非公资本的企业，如果某企业开展了混改，则其下属企业均统计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根据中央企业产权登记数据，2013-2016年中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由65.7%提高至68.9%。初步统计，2017年中央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超过700户，其中通过资本市场引入社会资本超过3386亿元。

上述混改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产权市场的平台支撑。郜志宇认为，就目前混改推进的情况看，产权市场已经成为中央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平台。国资委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央企业正在不断通过转让部分股权、增资扩股等方式引入合作者，2013年以来共成交495宗，引入非公资本986亿元。

郜志宇表示，国有企业增资扩股、产权转让应通过产权市场公开进行，且不得针对受让方资格设置有明确指向性或违反公平竞争的条件，为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途径，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阳光化，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客观上起到平等保护各类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

而在股票市场方面，他透露，国资委已经初步完成了对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相关制度的梳理、修订，未来将进一步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及其国有股权流转的公开透明程度，更好的为各类投资者通过股票市场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公平的机会。

目前，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载体。数据统计显示，2012年至2017年6月底，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从378户增加到390户，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占整个中央企业的63.7%、60.8%、61.1%、84.8%。2013年以来，中央企业及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共实施IPO、增发、配股、发行优先股和可转债等融资事项266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共实施资产重组事项75项，累计注入资产规模合计5814亿元。

不设时间表

“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对于下一步的央企混改路径，彭华岗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需要因地制宜、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

他认为目前在央企集团公司探索混改依旧难度不小，以央企集团公司的资产梳理与优化为例，与央企二级、三级等子企业相比，集团层面的资产结构相对更复杂，引进投资者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

与央企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同步的是，中央企业还可以主动入股其他企业，反过来激发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改革转换。

彭华岗认为，河北省“乐仁堂”品牌，便是历经国企主动入股，并取得不错效果的混改案例。

“我印象中，当年的改革氛围比较热烈”，他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在国企入股之前。乐仁堂大概可以做到年均一亿元的销售规模。后来国药、上海医药、华润三家都产生了兴趣。”

据悉，当时三家拟定的合作策略各有不同，国药的策略按照股权比例6:4进行合作，华润则是商拟签订协议，按照该医药企业达到的销售规模确定投入的资金规模，上海医药的考虑则是在国药、华润的合作策略基础上，进行部分细节数据上的补充与扩容。

经过多轮谈判，国药顺利入股，2011年4月，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乐仁堂投资集团共同组建起以药品物流配送为主的医药商业企业--国药乐仁堂。彭华岗表示，乐仁堂与国药合作后，短短几年时间，销售规模便突破了100亿元。他说：“在我看来，这是中央企业有效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一次体现。”

2014年7月，国药集团与中国建材还进入了国资委选取的混改试点名录中。到2017年底，中国建材和国药集团混改企业户数占比分别超过85%和90%，营业收入分别超过70%和90%。

国务院国资委产权局副局长郜志宇评价，在聚焦主业探索与社会资本合作方式、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方面，国药集团、中国建材发挥了所属上市公司平台资本聚集功能，进一步吸引了具备业务协同效应的战略合作者加入。同时，这两家企业在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方面，通过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制度，明确了集团公司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关系与权责界限，依法落实混合所有制企业董事会职权。

而在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方面，两家企业已经基本完成职业经理人制度体系建设，建立了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岗位管理为基础的劳动用工机制。

他还以中国联通上市公司为例，该公司通过股票市场增发引入了中国人寿、腾讯、百度、京东、阿里、苏宁、结构调整基金等战略投资者，1月23日中国联通已公告董事会改选方案，8名非独立董事中4名来自BATJ四大民营互联网企业；东航物流则通过产权市场公开融资22.5亿元，吸引了德邦、普洛斯等行业龙头企业成为战略投资者，联想、绿地等民营资本成为财务投资者，同时引入核心员工持股形成利益共同体，为建立股权结构均衡、法人治理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奠定基础。

据悉，东航物流引进各类社会资本后，重点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对职业经理人和员工全面实行市场化薪酬体系和考核分配机制，2017年经营效率显著提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2.78%。

下一步，按照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部署，发展改革委和国资委共同落实相关混改任务，包括重点推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混改试点示范。

Q7：什么是同股不同权？

所谓同股不同权，又称双重股权结构或者AB股结构。A类股实行一股一投票权，就是在股市中普遍流通的普通股。而B类股则实行一股多投票权，如一股2票或者一股10票的投票权，B类股一般由公司创始人或者管理层持有，流通性较低。更多关于香港股票资讯可以问问汇福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