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曾经混迹在媒体多年的新闻老炮，承蒙各路老小朋友的抬爱，我现在也经常被称为“媒体老师”。这曾经也算是一个颇有尊荣的称号：新闻素有社会监督的权限，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公共期待，在媒体中任职，自然有着社会中坚的自豪感。

遽料近些年来在公关行业和自媒体的双重摧残之下，现在“媒体老师”已经成为了饱受调侃的戏谑之词。媒体老师们很作，爱钱但不说，好吃而无耻，贪婪而无脑，以至于前一段流行的电视剧《安家》里，竟然出现了大老板说传统媒体已经没有了免费吃饭的桥段，饱受羞辱。

传统媒体式微，虎落平阳被犬欺，让人嘲笑一下似乎也是应该，即便是我在任职传统媒体期间，媒体老师的名声也是毁誉参半，有一部分的媒体人上山下海，筚路蓝缕，调查报道为生民立命，为国家执言，很受人尊敬；另外一部分，是上海人口中的“马夹袋记者”，专门参加各种类型的新闻发布会，拿红包，要礼物，甚至敲诈勒索，狎妓嫖娼，无恶不作。

中国的公关行业特别有意思。公关的本意是公共关系，也就是处理企业与公众之间的关系问题，维持企业在公众中的良好形象，从而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但在中国，公关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至于公众，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只要控制了媒体，舆论自然向好，公众也就作不了妖，安全稳妥。

巨贪103亿的恒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一案，在《财经》杂志的报道中，尤其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花了1000万给《华夏时报》作为撤稿费。其实这种惊讶还是有差别的，行外人气愤的是本来应当为民披露真相的报社，居然收钱撤稿；而行内人耿耿于怀的却是撤稿的数额：1000万！至于收钱撤稿吧，本来就是行内公开的秘密，有甚大惊小怪。

撤稿，中国式公关的重要职责之一

没有一个严肃媒体不曾收到过撤稿要求。我早年供职的《南方周末》，以及其姊妹刊物如《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所收到的撤稿要求实在是不计其数。

我也曾经担任过主编，所以收到付费撤稿要求当然也是家常便饭。可是我们南方系在这个方面管得很紧，各级领导家教甚严，经常威胁我们收红包或者写黑稿都是立马除名的“死罪”，我在南方周末任职的数年间，连红包也不敢收一个，更何况说收钱撤稿了。

我所听闻过的南方系，鼎鼎大名的撤稿申请者无数，都曾经给南方拍出过巨额的撤稿费用。那个时候我职位低微，不知道有没有到千万之巨，但其后《南方周末》所刊登的报道对他们的企业和个人都堪称灭顶之灾，为了保命求存，千万倒也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巨款。

南方没有收，没成为新闻；《华夏时报》收了，成了新闻。这还挺讽刺的。

华夏时报社的撤稿公函

从6月9日《财经》的报道披露至今日，1000万的撤稿费以及《华夏时报》的撤稿函，已经基本上铁板钉钉，没有什么悬念，无论是报社与总编辑水皮（吕平波）均未出面澄清与否认。如果是假的，估计他们都敢告《财经》了。

可是耐人寻味的事情来了。《华夏时报》当然照常出刊，一个国家级报纸，焉能说停就停？倒也可以理解。水皮本人在《华夏时报》的专栏“谈股论金”也一直在更新，6月19日也有。也就是说，他的职位与个人安全，至少目前无虞。

遍搜网络资料，水皮本人的反应，仅仅有他和原《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私信中的对话。罗昌平6月13日公布出来的信息如此写道：

水皮（《华夏时报》总编辑）本人和团队成员今天短信电话我，希望澄清几点：①撤稿删稿是因为有大人物出面，而非那1000万元；②确实以投资款接收了1000万元，没有工商变更是另有P2P股东未及时办理手续；③水皮解释这是两件并行事件，自己不认识蔡国华，只联系彭宇兴。但办案机关好像不认可这一说法；④这1000万元已被查扣，他本人和报社始终配合办案机关的工作。大家自行判断。

罗昌平的微博

当然，以我们“媒体老师”们的通常经历而言，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是存在的。强大以及德行刚正如早期的《南方周末》，也未必顶得住所有压力，有时候也是迫不得已要撤稿。然而，诡异的地方在于：顶不住压力撤稿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收那1000万？并且罗昌平还说，1000万其实是进了水皮所控制的关联公司。我所了解的报社收了撤稿费，多数是以广告费用为名进入报社收入账户，改换门庭作为“投资款”又是什么骚操作？

一些不明真相的行外人，纷纷表示愤慨的是：总编辑居然将这笔赃款贪渎了去，辜负了记者编辑们的辛勤劳作。这真是有点本末倒置。媒体贪渎所伤害的是整个产业，记者编辑的天职便是披露真相，收取撤稿费蒙羞的何止是一线的编辑记者，乃是至今残存的严肃新闻的整体耻辱。

在传统时代企业选择收买，在新媒体时代他们选择迫害

蔡国华真正应该觉得冤枉的是：时至2016年，他居然还肯出那么大的价钱去收买一家媒体，这个价钱已经能买到一个媒体了。

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拿这笔钱去买一堆媒体，攻击《华夏时报》，说它造谣，把水搞混。现在一些企业都这么干。群众总是不明真相的。

1000万买传统媒体的撤稿，蔡国华还真是钱多了骚的，这么容易被人骗。反之说来，要感谢蔡国华，竟然还真给传统媒体面子，肯出这么大价钱。

现在的企业公关在对付媒体上的作风早就转了，他们基本上是直接告媒体。传统媒体已经是没牙的老虎，给点牙缝钱就直接跪；他们多数会告自媒体，动不动索赔千万。很多自媒体扛不住压力，直接怂了，随即发道歉声明。

中国式公关的时代泾渭分明：在传统时代他们选择收买，在新媒体时代他们选择迫害。他们的职责从来都是对付“媒体老师”，无论是交易还是打压，从来不是沟通。

公共关系从一开始就是被玷污了的。但这是企业应对中国国情的有效策略。

传统媒体时代国营媒体一统天下，它在某种角度上说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行使监督权本身其实就是所谓的“钦差大臣”。无论我们作为记者编辑总编，内心中对于新闻这个产业怀有多么崇高的职业理想，但国有性质的属性之下，我们所代表的乃是正经的国家权力。

贿赂记者、编辑、总编或者报社，实际上是寻租的一种形式。企业和个人通过与报社及其工作人员的交易，所抑制的，是对公共权力的行使。

在这场较量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是媒体，它是公权力，代表的是国家。因此，企业和个人在权力衡量之中，自然选择贿赂与收买。告媒体是大事，往往搞不成还惹一身骚，破财消灾是明智之举。

为什么作为公共关系另一方的公众，在这个过程中被忽视了？因为他们不具有披露事实的通道。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常常成为基层民众上访喊冤的目的地，恰恰是因为报社垄断了信息披露的渠道。

从2010年代开始，传统媒体权力在新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夹击之下分崩离析，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使传统媒体迅速失去了话语与信息披露的垄断权。整个传统媒体体系，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快速地让位于博客、微博、微信公号、抖音、快手等社交化的信息披露通道。

势力的对比因此而快速地发生了扭转。在新媒体时代，无论是作为机构的信息服务提供商，还是作为个体的自媒体，他们并不具有任何国家或机关所赋予的公共权力，他们是企业，或者是个人。

作为企业而言，它的核心是赢利，因此，无论是打官司，还是通过“找人”来比谁的手腕粗，都不是信息提供商的核心利益所在。因此，互联网信息提供商的撤稿函是极其容易获得的，根本无需出大价钱来威胁利诱，给个小甜头就能让他们息事宁人。

至于以个体为主的自媒体，在企业的泰山压顶之下更加危若累卵，稍微一点威胁便可以让他们片甲不留。在过往企业对自媒体的诉讼之中，往往提出价值上千万的“名誉损失费”，便是看准了自媒体根本不堪一击，提出巨大的标的，就是为了让自媒体知难而退。

几乎没有一个利润微薄、规模微小的自媒体能够扛得住这样的压力。我所看到最恶劣的情形之一，是2019年双十一之后，微博上有名为“尹立庆”的自媒体人，发文称阿里巴巴数据过于完美，涉嫌造假，天猫方在13日便已经启动司法程序。自然，自媒体人怂了，删除了微博。

尹立庆的微博

真是好气派。在传统媒体时代，有几家企业敢动不动就告媒体？

中国式公关，无论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在自媒体时代，都所向披靡。他们可以从来不在乎“公共关系”，而只在乎媒体关系，其本质就在于，公众的知情权，既无制度保证，亦无制度约束。我说群众“永远是不明真相”的，并不是群众不在乎真相，而是因为群众，从来无从知晓真相。

信息的披露者从媒体转向自媒体，但在企业与媒体的对峙中，他们几乎从来都是失败的那一方，因为他们根本无从掌握信息披露的终极权力。

至于水皮是否真正拿了这1000万，为什么迄今为止甚至连调查程序都没有启动？这个问题真的是问错了。聪明的寻租者从来找的都是制度的漏洞，他们会让自己保持干净，而让整个行业蒙羞。

但那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行业，从来都在羞辱之中。即便我们这些可怜的职业人，曾经试图找到这个行业的尊严，但我们最终都无奈地失败了。

作者简介

连清川：冰川思想库联合创始人、研究员，专栏作家，一道自媒体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