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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晋商顶股制的优点(晋商银行港股)

试述晋商顶股制的优点(晋商银行港股)

内容导航:
  • 桥家大院关于顶身股的事.
  • 请提供一些关于晋商的知识
  • 现代企业 能借用 晋商的顶身股制度吗
  • 晋商的历史评价评价
  •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迎泽东大街支行怎么样?
  •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怎么样?
  •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怎么样?
  • Q1:桥家大院关于顶身股的事.

    建议你找工作时在进厂前就了解清楚,以免进到一些“垃圾厂”里。
    公司开除你,若你不存在“法律规定的过错”,你可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赔赏,也可去劳动局投诉协商解决。但最好别打官司。
    顶身股 晋商的股份制中有一个独特的创造,就是顶身股制度。所谓顶身股就是在企业的股份构成中,除出资人的银股外,还有掌柜阶层和资深职员持有的人身股。顶身股实际上并不出一文资金,而是凭自己的劳动,因此,有的地方也称其为劳力股。银股是事实上的资本股份,身股则纯粹是收益股份。身股以一俸相当于银股的一股,一般大掌柜顶一俸,二掌柜以下到资深职员,根据工作年限和表现分别顶九厘以下的不同等次。这种顶身股制度实质上是一种激励机制。它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避免了企业内盗行为,保证了资金的安全。因为,你一旦顶上了股份,企业经营业绩的好坏就和员工个人的利益挂起了钩,你也不用三心二意,另打算盘,只有一心一意做好工作,企业效益好了,水涨才能船高,自己才会得到好处。

    Q2:请提供一些关于晋商的知识

    【晋商 - 概述】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然后向想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想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有趣的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但是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的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和李彦宏了。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已至山西现在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编辑本段]【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闻名。清代初期,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关系,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顾的山西商人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编辑本段]【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 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 “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编辑本段]【后金政权与晋商的关系】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编辑本段]【清代晋商的发展】
    清兵侵入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编辑本段]【“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
    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雷履泰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其他山西商人也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
    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有35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据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两,放款近70000两。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编辑本段]【山西商人对中国金融贸易史的贡献】
    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 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
    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顶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四、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

    Q3:现代企业 能借用 晋商的顶身股制度吗

    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
    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顶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
    四、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

    Q4:晋商的历史评价评价

    明代之前的山西南部 (包括现在的运城市、临汾市、晋城市、长治市)是一个富饶的地方。盛产盐的盐池就在运城,临汾、运城是产粮区,晋城、长治早就有发达的冶铁业和丝绸业。山西商人最早是在这一带从事经商活动,“开中制”实施之后这一带的商人利用早已从事粮食贸易和离盐池近的优势,从事盐业贸易,形成晋商。在明代中期,“折色制”取代“开中制”后,这一带的商人又利用明政府开放北部边疆贸易的机会,从盐业转向多元化贸易。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商帮。《长芦盐法志》所记载的五个纲中,泽潞之纲、平阳之纲和蒲州之纲,都是属于这一地区的。至于从事其他贸易的商人,所形成的行业公会,在外地所建的会馆就更多了。
    明代晋商和以后的徽商有两个共同之点:一是以盐业为主业;二是依靠官商结合成功。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晋商大户,如灵石王家大院的主人王家,阳城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家,都是明代亦官亦商的大户人家。
    当然,最出名的还要数蒲州的王家和张家。王家创业的一代是王现和王瑶兄弟。第二代王瑶的三子王崇古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历任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等职,其兄王崇义为大盐商。张家创业的一代是张允龄。第二代张四维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中进士,张居正时其任内阁大臣,张居正去世后其任内阁首辅,其弟张四教也是大盐商。而且,王崇古是张四维兄弟的舅舅。他们两家联合起来,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户。明人王世贞说:“四维父盐长芦,累资数十百万。崇古盐在河东。相互控制二方利。”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曾上书皇帝说 “河东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并要求“治罪崇古,而罢四维。”当然,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折色法”实施后,也是张四维和王崇古共同促成了开放北部边疆贸易。张王两家第二代的官商结合使财富“不止十倍于初期”。
    到明末以后,这一代晋商基本衰落了,而且,与清代之后的晋商没有什么直接的传承关系。如果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清代晋商继承了明代晋商的精神。明代晋商王现在遗嘱中给子孙留下了 “利以义制”的商业精神,清代晋商把这句话改为 “以义制利”,作为商业活动的理念,这成为贯穿于晋商的一条红线。
    清代晋商的中心在今天的晋中(祁县、平遥、太谷),都是白手起家的。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相当广泛,但中心是船帮、驼帮和票帮。“船帮”是从事对日本贸易的商帮,因用船作为交通工具故名。当年与日本贸易主要是用中国的瓷器、丝绸、文房四宝等与日本交换铜。这种贸易据《东倭考》记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
    晋商中的范毓宾能从事这种贸易,在于其祖父范永斗在明亡之前就曾与满人有贸易关系,清建立之后被封为八大皇商之一。康熙年间,康熙带兵平定噶尔丹叛乱时,范家承担运送军粮的工作,为政府节省费用600万两白银。范家从事对日贸易达70余年,但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由于经营不善,严重亏损而被抄家。其他从事这一行业的数余晋商受影响,船帮由此转衰。
    “驼帮”是从事对外蒙古、俄罗斯茶叶贸易的商帮,因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故名。这种贸易明代就有,但真正繁荣起来,成为“帮”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尼布楚条约》规定了“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听其交易”。这为中俄贸易创造了条件。晋商在湖南、湖北、福建收购茶山,加工成俄罗斯人民需要的砖茶,出口到外蒙古、俄罗斯,换取皮毛、牲畜等。这种贸易迅速发展,每年的销售额在500万-600万卢布左右,利润高达一半。几乎所有晋商都从事这种贸易,其中以常家、渠家和曹家最大。同治年间,由于俄罗斯强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茶叶贸易衰落。十月革命后,茶叶贸易结束。
    “票帮”是在原有的典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成立于道光三年(1823年)。以后全国共有票号51家,其中43家为山西人所办,总号在祁、太、平三地者共41家,仅平遥就有22家票号,因此,平遥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晋商的票号分号遍及全国,甚至国外,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票号存在的100年间是晋商最辉煌的时代,所以,也有人用票号来代表晋商。
    晋商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帮”首先在于其从商历史最长,作为商帮活动的时间也最长,在经商中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成为富可敌国的商人。但更重要的是,晋商的财富主要不是来自政府给予的垄断权力,像徽商和粤商那样,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奋斗。因此,他们经商致富的过程也是带动各地经济发展的过程。
    在内蒙古包头市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这种说法是总结了乔家在包头经营商业,建立了复字号连锁商业,而后带动包头经济发展的事实。其实,不仅包头,整个内蒙古的经济发展都有晋商的贡献。从明代中期开始到清初达到高潮的走西口就是山西人开发内蒙古的历史。山西人到内蒙古从事农业、经营商业,是内蒙古历史上重要的一段。在辽宁也有“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城”的说法,这反映了晋商曹家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晋商把商业做到全国各地,就带动了各地经济发展。包括北京、东北、西北,甚至南方各省都受惠于晋商。对经济起过如此重要作用的商帮,十大商帮中只有晋商。
    晋商更为突出的一点是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企业制度,在十大商帮中只有晋商做到了这一点。这套制度当时相当先进,今天看来也不过时。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是股份制。晋商在嘉庆、道光年间开始采用股份制,道光元年是1821年,所以晋商实行股份制应该是在19世纪初。
    以后,晋商的企业逐渐普及了股份制,19世纪初产生的票号都采用了股份制。而且,晋商当年的股份制并不比西方落后,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三个基本特点:股权多元化、有一个相对控股的大股东,以及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其次,晋商实行“用乡不用亲”,这就可以把家族式管理转变为制度化管理。由此又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包括企业的组织架构、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人才培养、业务与员工管理、财会制度等。这套制度保证了晋商企业的有效运行。最后,晋商采用了独特的激励机制——身股制,即员工可以以身股参加企业分红。这种制度保证了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有效地把最优秀的山西人吸引到企业中,并激励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这种制度现在作为企业员工的分享制,仍然在发挥作用。晋商能在封建社会中把商业做到极致,正是靠这一套创新制度的保证。
    中国的十大商帮在经商中都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如吃苦耐劳,诚信经商等,但晋商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自己的企业文化可以作为各个商帮的典范。这表现在:第一,以诚信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在经商中坚持“义、信、利”的思想,诚信具体化的两个内容,一是企业对客户的诚信,信奉“宁可人欠我,决不我欠人”;二是企业内部员工对企业,职业经理人对东家的诚信,这种诚信是晋商成功的道德保证。第二,经商不忘爱国,致富不忘社会。晋商在历次灾害中救灾的表现和平时对社会对百姓的关心,在十大商帮中也是最突出的。第三,经商先要学会做人,晋商即使在大富之后仍然坚持了低调做人、善待他人,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今天乔家大院能完整地保留下来,正是乔家数代人善于做人的结果。晋商许多家族能历经数代、甚至十几代而不衰正在于这种善于做人的家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体现在晋商成功的各个方面,把中国文化如此成功地运用于商业实践中的,十大商帮中也只有晋商。
    晋商在经历了五百年的辉煌之后,在清亡之际灭亡了。它的灭亡既有外部形势的变化,又有其自身内在的原因。这些会在以后分析。当梁启超1912年在晋商欢迎他的宴会上作出对晋商的高度评价时,他说的“有此历史、有基础”决不是应景之辞。他说的自己常以晋商“自夸于世界之前”也不过分,晋商的确在全世界都受到尊重,日本人、西方人都不乏对晋商的研究与称赞。但他说的“能继续发达”则只能理解为他良好的希望。事实上,在1912年,晋商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消亡,那些招待他的票号也是在苦苦挣扎之中。晋商辉煌的历史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的。

    Q5: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迎泽东大街支行怎么样?

    简介: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建设北路支行住所由“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北路364号”变更为“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大街27号”;机构名称由“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建设北路支行”变更为“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迎泽东大街支行”
    法定代表人:李圣野
    成立时间:2008-10-27
    工商注册号:140100106718448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公司地址:太原市迎泽区迎泽大街27号5幢1-2层底商

    Q6: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怎么样?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是2010-12-29在山西省运城市注册成立的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注册地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铺安街989号。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140800566337075N,企业法人苗建强,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的经营范围是: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现、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险箱服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存、贷款业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在山西省,相近经营范围的公司总注册资本为2034878万元,主要资本集中在 5000万以上 规模的企业中,共77家。本省范围内,当前企业的注册资本属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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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7: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怎么样?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是2013-08-27在山西省长治市注册成立的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注册地址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城东路288号。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140400075540255Q,企业法人郝晓峰,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的经营范围是: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借记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存、贷款业务。其总行在中国银监会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授权经营的其他业务。(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在山西省,相近经营范围的公司总注册资本为2350878万元,主要资本集中在 5000万以上 规模的企业中,共79家。本省范围内,当前企业的注册资本属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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