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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表示，我国现有基层医疗机构96万家，出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如果能发挥更大作用，将有效减轻大型医院的压力，避免出现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现象。“通过这次疫情，我个人体会较深的是基层医疗机构能力需进一步增强。”李杰说。
李杰建议，从设施升级、人才培养、激励政策三个方面入手，实现基层医疗能力的全面提升。2019年国家在基层医疗领域投入近30亿元专项资金，建议今后不断加大这方面投入。
李杰表示，疫情发生后，有关部门确定了五大研究主攻方向，包括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一些有实力的生物医药企业参与其中。但新药研制能否成功并上市，存在很大风险及不确定性。“需要国家统筹和引导，避免重复投入造成资源浪费。可以出台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开展相关基础研究，提高企业的积极性。”李杰说。
李杰表示，近两年医药行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全面开展药物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普通仿制药盈利时代已成为过去式。药企要生存，必须走高仿、首仿、原研相结合的道路。但研发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研发环境的优化以及新项目的推进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2019年国内排名前十的药企平均研发投入较上年增幅超过20%，前五名达到39%。可以看出，大型药企的研发投入增长很快。建议进一步优化税费政策，并出台更多涉及资金方面的政策，支持企业研发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圣湘生物董事长戴立忠建议：强化应急基础设施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圣湘生物董事长戴立忠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传染病医院是我国医疗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突发疫情防控面前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传染病防控医疗资源储备不足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防控压力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建议强化应急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医疗机构应急救治能力。
发挥应急救治功能
戴立忠表示，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现有164家传染病医院。其中，公立医院160家；达到三级医院规模、大于500张床位的医院只有19家；绝大多数传染病医院床位数在50-300张之间，大约占164家传染病医院的60%。
戴立忠建议，加强传染病医院能力建设，在参照现有综合医院人员编制配比的标准上适当提高传染病医院人员编制配比，并在经费支持、设备投入、硬件建设、科研课题申报等方面向传染病医院适当倾斜，让传染病医院这支独特的医疗力量在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同时，建议按照“平战结合、战备应急”原则，强化应急基础设施建设，每个地市至少建设一家传染病医院，在人口较多的县（市）指定一家医院作为传染病医院，并根据传染病防控要求适当配置相关资源。在模式选择上，可以采取“现有医院+小汤山医院”结合的平战结合应急模式，疫情期间发挥应急救治功能，疫情后用于重大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医院的选择方面，可以指定综合性医院、老年病专科医院或康复医院作为传染病医院，并根据传染病救治要求适当配置改造相应设施，适当预留一定的场地予以临时改造，日常作为综合性医院或专科医院使用，疫情期间快速改造为传染病救治医院。
加强核酸检测能力建设
戴立忠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是对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虽然我国较快速地控制住了疫情，但暴露出我国突发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特别是在核酸检测能力、应急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
戴立忠说，核酸检测是突发疫情确诊的关键手段，但开展核酸检测，通常需要专业的分子实验室及配套的检测设备。加强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疫情防控机构核酸检测能力建设，将大幅提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同时对于提升基层医疗机构传染病、癌症等重大疾病防控能力，加强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戴立忠建议，在医疗基础条件相对薄弱且暂不具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的二级医院和县（市、区）级疾控机构、大型医院发热门诊，配置无须专业实验室的便携、快速核酸检测POCT（现场即时检测）设备，建设简易分子实验室，助力我国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特别是基层地区机构快速实现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
同时，戴立忠建议，以三级医院、传染病医院为重点，按照突发传染病防控要求的标准，每家医院新建或改造一个生物安全防护更高的分子实验室，日常可作为精准医学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突发疫情时可作为专用的分子检测实验室使用。
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总裁赵超建议：进一步加快布局“计算医学”
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总裁赵超建议，进一步加快布局“计算医学”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发挥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带动作用，充分释放生物医学大数据的价值，赋能我国医疗和制药产业。
赵超表示，“计算医学”以信息科学与生物医学交叉融合为基础，深度挖掘生物医学大数据的全新医疗价值，提供全新药靶，加速新药研发。当前生物医学数据呈指数级增长，基于人工智能的新药研发管线平均1-2年就可以完成临床前药物研发，预计到2028年，人工智能为生物医药行业每年可节省约700亿美元研发成本。
赵超介绍，我国生物医学大数据技术处于全球“并跑”地位，但数据技术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实践处于落后状态。同时，“计算医学”带动生物医药产业智能化升级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包括生物医学数据分散化、标准不统一，影响了数据成为有价值的生产要素；药物研发的关键要素——临床资源与计算医学的对接不畅通，临床领域与“计算医学”协同创新积极性不高，影响了新药研发的成功率和产业价值的提升；对人工智能、大数据认知不足等。
赵超建议，科研力量由国家队牵头，推动“计算医学”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计算医学”的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给予一定政策资金支持，用于扩容数据中心等硬件基础投入和学科交叉团队的培养，通过集约化建设，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带来的资金浪费与时间窗口流失等问题。
赵超建议，由国家药监局与国家卫健委、科技部联合牵头，组建“计算医学”虚拟联合实验室，打破深度交叉的界别限制。该实验室可以定期举办跨学科的交流沟通会，增强两大学科领域的相互理解。通过该机制引导相关企业、机构突破对新一代信息技术认知不足的瓶颈，促进产业应用的有效对接。此外，完善生物医学大数据的数据标准，推动有条件开放共享，保障数据要素质量，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促进数据要素的流通。（康书伟）
全国人大代表、楚天科技董事长唐岳建议：创新制度设计 培养合格职业技能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楚天科技董事长唐岳在今年两会带来了8份建议，涉及生物制药装备、人才培育、加快长沙制造业发展等。唐岳建议，提升职业院校的社会地位，打造一批有巨大吸引力的知名职业院校；加快推进生物制药装备研发力度，提升我国疫情防控能力。
注重职业技能人才培育
唐岳表示，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下，职业技能人才培育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目前，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困难是“技术人才缺乏”，制造业吸引职业技能人才面临“三难”——找不到、招不来、留不住。
唐岳表示，高职学生起点过低、生源少等让职业教育面临更大的挑战。同时，我国职业教育体系输出的人才整体素质仍需提高，劳动力市场人才质量与需求存在严重的供需不平衡。
唐岳指出，技能人才发展存在“天花板”瓶颈，职级及工资梯度少，技能认定与职位晋升、业绩贡献和收入分配不挂钩；薪酬水平普遍不高等，导致制造业企业中技能人才留存率低等问题。建议健全职业教育法制保障，围绕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规范职业教育各系统的管理。取消本科高校招收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学校数量及规模限制，指导各地扩大面向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招生规模，实行单独编班、分类培养。
唐岳建议，认定通过一批具备升级条件的普通中职学校升格为高职院校，支持优质公办高等院校升格为本科职业院校；同时，结合国家级产业园区的不同定位，在国家重点发展领域、重大装备制造产业领域建立相应对口的职业院校，并出台政策重点打造其院校品牌。唐岳表示，通过职业教育改革，助推企业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优化技能技术人才就业创业环境，推动地方落实就业配套政策等。
提升疫情防控能力
唐岳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因其高感染率，长潜伏期，多传播途径让医药行业面临巨大挑战。
唐岳表示，国内各大学校、科研单位、企业等机构启动了5种类型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灭活、减毒、核酸、重组、病毒载体）。同时，相关部委设立了专项基金用于扶持新冠疫苗研发，为新冠疫苗研发开启了绿色通道，减少审批流程和审批时间，对新冠疫苗研发相关行业的复工复产给予很大支持。这些因素促使我国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展在全球领先。
唐岳表示，应对疫情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缺乏特效的治疗药物等。唐岳建议，出台扶持政策，鼓励生物制药装备发展，重点提升生物疫苗等防疫防控产品的应急生产能力；同时，弘扬传统中医药，加速提升中药制备装备的研究水平，促进中药制备装备快速实现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鼓励校企合作，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充分利用大学、科研院所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与企业的平台、市场优势，积极推动研发与生产、销售紧密型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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