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实基金王贵文（嘉实沪深300基金净值）
第三篇: 初期的基金投资(1998-2001)
1998年是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的发轫之年，国泰、南方两家基金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的诞生。随后，基金金泰、基金开元两只封闭式基金发起成立，中国公募基金经理这一职业也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一、第一代基金和基金经理
60年代出生的徐智麟是上海滩第一批股民，他起初是大学教师，在“炒股热”兴起后，徐智麟辞去公职，搞起了股评，写炒股书籍。他在一次讲座中被国泰证券时任董事长相中力邀加盟。1998年初，徐智麟被国泰证券派往筹备中的国泰基金。
此时，28岁的杜峻入职了南方基金，1970年出生的他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毕业，这距离他在南方证券发行部、基金部工作刚满4年。
1998年3月27日，基金金泰和基金开元同日公告成立，被并称为国内首只基金。基金金泰和基金开元均为封闭式基金，封闭期15年，募集规模都是20亿元。
基金金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在时代潮水的牵引下，徐智麟和杜峻这两个背景迥异的年轻人有了碰撞和交集，分别担任首只封闭式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成为中国公募基金业里程碑式人物。
同一时间，深圳特区证券研究员王宏远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南方基金的招聘启事。当时知道基金的人甚少，凭着研究生期间做过的美国证券投资基金课题研究，25岁的王宏远过五关斩六将成为南方基金投资研究部的研究员，两年后他成为基金开元基金经理，后来又成为南方基金投资总监、副总经理，基金开元在2000年激烈的竞争中以高达61.56%的净值增幅夺得基金年内净值增幅冠军。
王宏远27岁担任基金经理、28岁任投资总监的记录至今在中国公募基金行业无人打破。2013年，王宏远以联席董事长身份加盟新锐基金公司前海开源，他亦成为公募基金行业为数不多从普通员工成长为董事长的个人。
除了基金金泰和基金开元，1998年还有三只基金成立，分别是华夏基金的基金兴华、华安基金的基金安信、博时基金的基金裕阳。王亚伟、林彤彤、谢超成为这三只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
1971年出生的王亚伟很早就对证券投资感兴趣，他是安徽高考状元，1993年清华大学毕业，进入了华夏证券任北京东四营业部研究部经理。当时东四营业部是全国最大的证券营业部，总经理范勇宏在1998年初代表华夏证券开始筹建华夏基金，王亚伟随之加盟。华夏基金旗下第一只封闭式基金兴华成立后，王亚伟任首任基金经理。
凭借精准的选股能力和介入时机，王亚伟在其公募基金经理职业生涯中，管理的华夏大盘取得了6年11倍收益、年化回报率达49.22%的不败战绩。2012年，王亚伟挂靴公募基金行业，成立了自己的私募基金。
与王亚伟同龄的林彤彤早前在银行从事信贷工作，在“想弄清媒体报道过的国外基金公司在中国是什么样”的好奇心驱使下，他面试了筹建中的华安基金。当时，林彤彤从金融高光行业银行转战公募基金这个不知名的小行业，身边很多人不看好。
从1998年6月担任华安基金首只封闭式基金基金安信的基金经理，到2014年从汇丰晋信基金去职，林彤彤本是当时公募基金任职时间最长基金经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2014年末，林彤彤因“老鼠仓”身陷囹圄。
谢超是博时基金首只封闭式基金基金裕阳的基金经理，他在美国学成后工作并拥有美国证券经纪人资格，1998年回国加盟博时基金任研究部副经理。不过，2001年4月，谢超突然提出辞职，他辞职前写下了一份《基金经理人工作报告》，详尽阐述了他的投资理念、策略、方法和个股理解。
接下来的1999年，鹏华、嘉实、长盛、大成、富国也陆续发行了首只产品。
鹏华基金在1999年1月初成立了首只封闭式基金普惠，1964年出生的张涵成为首任基金经理。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履历颇丰，历任国信证券基金部负责人等职务，1998年年底代表国信参与筹备鹏华基金。
1999年4月8日，长盛基金成立了首只封闭式基金同益，丁楹成为首任基金经理。丁楹此前为中信证券总部自营业务投资经理。
同日成立的还有嘉实基金首只封闭式基金——基金泰和。作为“嘉实长子”，基金泰和的首任基金经理是投资总监波涛。波涛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金融学博士，曾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怀着赤子之心回国，希望把国外成熟的价值投资理念引入国内。此后在财经杂志文章《基金黑幕》所带来的动荡中，“因为既定的投资管理方针无法继续执行”，波涛辞去基金经理职务。
5月，大成基金首只封闭式基金——基金景宏成立，由蔡秋枫开局执掌，理科背景的蔡秋枫此前曾在几家实业公司资产管理部从事投资工作。
同月，富国基金的首只封闭式基金——基金汉盛也宣布成立，首任基金经理金涛出自海通证券基金部。
至此，“老十家”基金公司都已发行首只产品。紧接着，各家的第二只、第三只基金产品开始发行。
1999年6月，华安基金第二只产品基金安顺成立，尚志民担任首任基金经理；7月，鹏华基金的第二只基金——基金普丰成立，基金经理是李国飞，他早期关于哲学与投资、投资框架分析的文章至今仍流传于各类社交媒体上，为后辈所推崇。
1999年下半年，老十家基金“次子们”纷至沓来，邹翔管理的华夏基金基金兴和、王宏远管理的南方基金基金天元、钱华管理的国泰基金基金金鑫、王江平管理的大成基金基金景阳、杨赤忠管理的长盛基金基金同盛、王浩管理的富国基金基金汉兴。大成基金还在1999年末发行了他们的第三只产品基金景福，由徐力中管理。
2000年，全行业仅有两只基金成立，分别是博时基金的基金裕泽，由汪德生管理；国泰基金的基金金盛，由曹华强管理。
在这些首批基金经理中，杨赤忠值得一提。他在1999年11月5日担任长盛基金旗下基金同盛基金经理，仅3个多月后转投大成基金，是首批基金经理中首个“跳槽”案例。此后，杨赤忠离开公募，先是在光大证券、光大集团任高管，后任贵阳市委常委、副市长。
2001年，易方达、宝盈、融通、银华、长城这五家基金公司成立。由于筹备期准备充分，易方达基金成立仅三天后，旗下的基金科汇、基金科翔两只基金即宣告成立。
宝盈基金在2001年5月18日成立，同日，旗下首只基金基金鸿飞成立，首任基金经理方晔来自于当时的大股东外经贸信托。融通基金则在8月末成立了首只基金——基金通乾，赵枫担任首任基金经理。银华基金的首只基金是基金天华，出身于信托的石松鹰担任首任基金经理。
2001年9月，中国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成立了。与封闭式基金规模固定、持有人必须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不同，开放式基金一般不上市交易，通过银行开放申赎，基金规模不固定。
首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发行当天， 上海地区近万人排队抢购首只开放式基金盛况
尚志民担任华安创新首任基金经理。尚志民在入职华安基金16年后，于2015年去职华安基金副总经理、首席投资官职务，创建了自己的私募基金。他是当年公募基金史上从业时间最久、资历最深的从业者。
首批基金公司成立后，由于当时中国公募基金草创未就，早期从业者主要有三个来源：一部分是证券、信托、期货公司员工，由股东方派到基金公司，这部分占多数；另一部分来自市场公开招聘；以及早年老基金的管理人员，如南山、半岛、淄博等老基金，他们的从业人员也进入了新的证券投资基金业。
回看1998-2001年成立的首批基金，在其15年的封闭存续期内，每只基金至少经历过至少5名、最多10名基金经理的管理，首批公司为第一批封闭式基金配备了出类拔萃的管理力量。以华夏基金的基金兴华为例，先后经历了王亚伟、江晖、石波、郭树强、刘文动等知名基金经理，基金经理名单里的名字灿若星河。
回看1998-2001年首批基金经理，他们多为70后生人，60后亦有一定占比。在20多至30岁出头的年龄，他们幸运地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行业，这是时代赋予的机遇，让行业后辈无法企及。
在性别构成上，首批基金经理多为男性，仅有宝盈基金首任基金经理方晔一人是女性。随着行业的壮大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了基金经理这一职业。
在学历的构成上，公募基金行业一开局就显示出了对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诉求，首批基金经理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知名高等院校以及海外名校的不在少数，其中包括数位高考状元。在首批基金经理所学专业的构成上，金融专业占比反而不多，管理、自动化、电子、物理、化学等理工学科背景的基金经理居多。
不过，刚起步的公募基金公司对基金经理的学历要求并不死板，主要看是否专业，是否有真才实学。毕竟，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中国首个基金经理徐智麟就曾谦卑的说道：“如果是现在，像我这样非财经科班背景的，去基金公司应聘肯定会被拒之门外。”
二、第一代基金投资与研究
首只公募基金基金金泰成立后，建仓迫在眉睫。基金经理徐智麟回忆1998年3月27日基金金泰正式交易实况时说到：“下午1点钟一开盘，我就发出了买入指令。买的股票都是此前反复研究过的，主要有虹桥机场、上海汽车等一批上海本地股。”
20亿元的资金，徐智麟建仓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当时市场环境不好，股市持续下跌，但缺乏避险工具，而仓位又有最低限制，因此赚钱非常难。因为是新兴市场，还处在成长过程中，就像3岁的孩子，走路肯定会摔跤的。”徐智麟在一次采访中说。
首只基金成立不久，利空消息纷至沓来。从外围市场来看，美国股市下跌、多国汇率震荡、俄罗斯债务危机爆发，国际大空头们倾巢而出，随着俄罗斯卢布体系崩溃，全球股市暴跌。国内方面，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全国共有29个省市受灾。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的经济图景炎凉不均，外需低迷、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内外利空夹击下，恐慌情绪弥漫于A股市场。8月6日上证综指从1312.6点开始下跌，一路下跌到8月18日收盘1043.02点，A股千点保卫战迫在眉睫。
《重回1998东南亚金融危机现场》一文 图片来源：华夏时报
当时的A股市场投机炒作氛围浓厚，市场主体是散户为主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尚不是主流，个人投资者热衷消息股和短炒，各种庄股横行。公募基金作为当时规范机构投资者的代表，大部分坚持了以基本面为导向的价值投资理念。
但总的来说，当时整个资本市场的投资研究都处于较初级的阶段。券商是当时金融行业最先进的行业，但除了君安证券等少数公司有研究所和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其他大多数券商的投研并不成体系。
公募基金行业投研体系建设的起点可谓不低。国泰基金和南方基金当时均组建了研究员队伍，搭起了股票池，从基本面对拟投资的股票有了一个初步的筛选。
王宏远在回忆公募基金早年的投研状况时说：当时的南方基金投资研究部，是行业研究和区域研究相结合，行业研究是研究公司，区域研究实际上是社会背景调查，两方面结合。
在当时，一个研究员覆盖1到2个行业研究，主要是实地调研。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的上市公司并不理解和欢迎基金研究员调研，研究员需要动用一些私人关系才得以成行。但研究员们后来发现，与其直接去找关系调研，得到的信息有实有虚，不如深入工厂、矿区，到企业的第一线、拜访相关行业企业来获取基本面的信息更为准确，比如一些知名企业股价大幅上涨，但上涨逻辑与常识背离，去上市公司调研时得到的都是正面信息，当找到同行业或一些科研机构、行业上下游企业后，会发现事实与上市公司的自我描述有很大的背离。
在当时，还需要做“区域研究”，每个研究员负责一个大区，比如分为西北、东北、华中、华南等等，研究员要和大区内的当地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券商营业部等打成一片，由于当地相关人员对上市公司现状非常了解，这样研究员就可以把一些明显讲故事、股价表现和公司基本面不匹配、明显违背常识的企业在第一时间筛选掉，拿到更为精准客观的一手信息。
三、第一代基金公司总经理与基金投资
2000年末，首个资产规模破百亿的基金公司诞生了，博时基金资产规模达到了117.41亿元。2001年末，华安基金以117.56亿元、华夏基金以100.62亿元的资产规模也晋级了百亿基金公司序列。
在最初的懵懂过后，公募基金公司开始进入竞争的跑道。基金公司总经理从一开始就是公司内部举足轻重的角色，像是奔跑的领头羊，他们要对整个公司负责，包括投资和经营。
首批基金公司总经理绝大部分是由他们的大股东证券和信托派出，这是由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实体企业均不能参与基金公司发起，1998年-2001年成立的基金公司，发起股东主要是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
这其中有国泰基金董事长陈勇胜，他至今坚守基金行业，他在1997年12月代表国泰证券筹建国泰基金并任总经理，2017年接任董事长职务；南方基金首任总经理熊双文也是代表大股东南方证券筹建南方基金；范勇宏则代表大股东华夏证券筹建华夏基金；华安基金首任总经理韩方河则是大股东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总部副总经理；易方达基金首任基金经理叶俊英曾是大股东广发证券投行部总经理；嘉实基金首任总经理洪磊则代表大股东北京证券筹建嘉实基金；宝盈基金的首任总经理刘京湘是第一大股东外贸信托原总经理。
首批基金公司总经理的另一个来源是证券监管部门，如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证管办，还包括深沪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公司的从业人员。比如博时基金的首任总经理肖风曾在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市证券监管办公室工作，融通基金首任总经理吕秋梅曾任职于人民银行总行。
表：1998-2001年成立基金公司总经理名录
早期基金公司总经理对投资具有强力的话语权，是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此前在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就担任高管，具有投资经验，因此在基金业起步初期，大部分公司都是总经理兼任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主席，有的还兼任风险控制委员会主席，而投资决策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是证监会要求基金公司必须设立的两个专业委员会。
原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在《基金长青》一书中曾写到：“1998年投资决策委员会只有我和副总经理戴勇毅两人，层级非常少，投资决策非常快。1999年初，华夏基金正式成立了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我为投决会主席。主要职责是制定基金总体投资计划、投资策略、投资目标、控制基金总体仓位、投资组合比例等，委员会由公司总经理、主管投资副总经理、投资总监和基金经理等人组成。”
类似华夏基金的投决会组成在初期非常普遍，早期基金公司投资决策委员成员某种意义上和总经理办公会的组成接近、甚至重叠，大部分都是由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各部门高管组成的。但行业在探索与成长的过程中，各种问题逐步涌现。比如，投决会席位被一些非投资部门人员占用，干扰了行业配置、个股选择、股票仓位等具体投资决策，影响了基金投资的专业性。
此后，少数基金公司，到多数基金公司，再到绝大部分基金公司，开始改革投研体系。现在，大部分公司基金公司的总经理已不再是投资决策的核心人物，以基金经理为代表的投资人员在投决会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四、5.19行情中的基金
公募基金诞生一年多后，市场第一波来势汹汹、积蓄已久的暴涨行情来临。由于这轮长达两年、上证综指翻倍的行情起始于1999年5月19日，因此被称为“5.19行情”。自此之后，以日期来命名市场的暴涨或暴跌，成为了中国股市的惯例。
1999年5月19日，在科技股的带动下，上证综指从1100点开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涨到1725点的高点，多只网络科技股非理性上涨。在2000年春节后，上证综指再创新高，并在2001年6月14日达到最高点2245.44点。519行情造就的牛市时间长达两年，随后市场转熊。
5.19行情的爆发原因是多个因素造成的。一是宏观背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东南亚多国遭受重创，当时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亦有隐忧，主要集中在人民币是否会贬值、股市是否会下跌两方面。此后，经过1999年中央及各方调整和努力，这些隐忧有所降低。
其次是经过前期的大幅下跌，市场估值处于理性的合理的区间。
再次是政策的推动。除了基本面之外，中国股市历来对政策是非常敏感的。5.19行情前，证监会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的请示》，相关监管机构也在酝酿出台一系列关于支持资本市场、支持股票市场发展的政策。
种种因素之下，1999年5月19日下午，A股午盘突然被蜂拥而至的资金推高，指数直线拉升，原本不温不火的A股突然井喷，气势如虹。当天股票全线上涨，成交量翻倍，多只股票涨停，5.19行情突如其来。
5.19行情是中国公募基金行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大牛市，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第一次价值投资洗礼。公募基金由于有最低持仓比例要求，没有踏空行情，不负众望，从5.19行情开始，打了第一个漂亮的战役。
但根本的原因是，公募基金在5.19行情前持续布局了一批基本面良好、基于价值投资逻辑选出的股票，使得公募基金成为这轮波澜壮阔行情的最大受益者。
在5.19行情之前，公募基金重仓的价值股票不被市场认同，甚至受到其他投资者的抛弃。由于基金收益表现不理想，整个行业的情绪处于低点。5.19行情坚定了公募基金的价值投资理念。基金重仓的股票一时成为市场追逐的焦点。
当时，多家券商因挪用保证金、坐庄等问题面临整顿。对比之下，公募基金负责任的机构投资者的形象渐入人心，逐步成为市场主导者和引领者。
五、基金黑幕与规范投资
2000年这个千禧年的十月，刚刚出版的《财经》杂志封面图片是一个带着墨镜的男子，镜片两侧分别倒影着红和绿两色股票的分时交易图。
图片来源：2000年《财经》10月刊封面
而封面上“基金黑幕”四个大字，以及左下角 “一份前所未见的分析报告，揭露证券投资基金令人震惊的现实”一行小字，预示着这期杂志将给基金行业带来的暴风骤雨。
报道的起因是《财经》杂志拿到了一份上交所监察部赵瑜纲写的《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的报告。这份报告分析了1999年8月9日至2000年4月28日期间，老十家基金公司管理的22只证券投资基金在上海证券市场上的大宗股票交易记录，得出基金有大量违规、违法操作事实的结论。
这篇名为《基金黑幕》的文章，内文用六个小标题拆解了赵瑜纲的报告：1）“基金稳定市场”——一个未被证明的假设；2）“对倒”——制造虚假的成交量；3）“倒仓”——更能迷惑人的操纵行为；4）“独立性”——一个摇摇欲坠的幻觉；5）“净值游戏”——不仅仅是表面的欺瞒；6）“投资组合公告”——信息误导愈演愈烈。
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快，10月16日，老十家基金公司在证券三大报上联合发表声明，指出《基金黑幕》一文选取的样本数据并不准确，表示 “证券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由于起点较高，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我们的业务都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的。”
在基金公司发表联合声明半个月后，经济学家吴敬琏在10月29日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采访，反击十大基金公司的联合声明，再次引起热议。
之后，时任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打破沉默：“最近一个时期，由基金监管引发了对证券市场监管的各种各样评论，我们非常重视这一问题。要看到，中国的证券市场与任何国家的新兴市场都不一样，不可能一步到位，一下子把所有事情都做好。我们承认，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与大多数成熟市场存在相当的差距，因此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监管，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保护投资者利益，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提高市场透明度，加大力度查处和打击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骗投资者的行为”。
证监会主席周小川也公开表态，欢迎新闻媒体、报刊杂志对证券业、资本市场发表意见，同时表示监管部门对于调查属实、确有证据的违规行为一定会给予依法处理。
当年年底，证监会组织开展对基金公司证券交易行为的全面检查，并于次年初发布检查报告称，10家公司中有8家进行过“异常”的交易操作行为，其中一家基金公司的异常交易尤其突出，涉嫌操纵股价进行证券欺诈。证监会在2001年3月对这家基金公司依法立案调查，而后对相关人员做出了处罚决定。
至此，沸沸扬扬的“基金黑幕”纷争暂告一段落。“基金黑幕”事件对整个基金行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这之后，国内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新基金公司成立，更没有新基金发行，整个行业处于停滞状态近两年。
但是，正是在“基金黑幕”事件的鞭策下，中国基金业在规范化道路上走得更为稳健，中国基金业走上了法制、规范和稳健发展的轨道。
第四篇: 第一次大牛市
股权分置，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特定历史产物。2005年以前，国有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这一矛盾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高悬于中国股市头顶。
2005年5月，在经历了几轮方案意见征求后，股权分置改革启动，平等的协商表决机制得到了投资者的真正认可，也推动A股市场由此掀起波澜壮阔的大行情。
在这场股改大潮推动下，公募基金迅速发展壮大。对资本市场而言，公募基金是最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而言，公募基金是不可忽视的流通股东；对老百姓而言，公募基金是发财致富的“捷径”。
是的，对于多年来投资无门的中国储蓄来说，这次牛市让老百姓看到了致富的曙光。在银行门口彻夜排队抢购基金，是当时的常见景象；一批年轻的基金经理在牛市中成长，成为人人艳羡的“天之骄子”；公募基金持股市值在A股流通市值中的占比一跃而起，由2004年底的13.59%直线上升到2007底的26.50%。
一、股改中的基金
据Wind资讯统计数据，2004年底，A股上市公司总股本6584亿股，其中非流通股份4184亿股，占比超过63%。股权分置问题，已经到了不能不改的程度。
2005年4月29日，在“五一”小长假前夕，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股改正式开始。上市公司不股改就不能再融资，大股东必须让渡利益，股改方案须征得三分之二以上流通股股东同意，这些要求促使上市公司放低姿态，与流通股股东协商股改对价。
5月9日，“五一”小长假结束股市开门，三一重工、清华同方、紫江企业、金牛能源因股改宣布停牌。但市场并未对股改给出积极回应，上证指数在此后近一个月里持续下跌，6月6日跌破1000点，创出熊市新低。
股改迎来最具挑战性的阶段，时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公开表态支持股改，“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搞好”。紧要关头，基金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事实上，个人投资者数量庞大、地域分散，上市公司显然难以与其一一沟通。而彼时，公募基金已经是最大的流通股股东，截至2004年底，公募基金持股市值总计1597亿元，在A股流通市值中的占比约为14%。因此，对于股改试点方案，基金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基金的态度直接决定股改成功与否。自然而然，基金作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代表，成为上市公司股改中最重要的谈判对象。
第28次基金联席会议在北京举行
6月5日，在第29次基金业联席会议上，尚福林表示，基金管理公司一定要从资本市场的发展大局和基金行业持续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改革对基金行业长远稳定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共同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实现证券市场和基金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时任证监会副主席桂敏杰则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基金公司要积极参加投票，起好示范作用；二是基金公司要从有利于市场发展、有利于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恢复股市信心的角度进行投票；三是建议基金公司将投票权上收到决策委员会，而不要由单个的基金经理来完成；四是试点公司复牌之后，基金公司不要砸盘。
由于基金的积极参与，三一重工、长江电力、宝钢股份等上市公司相继调整方案，提高对价支付标准，使其更加符合流通股股东意愿。
但在这过程中也传出个别基金经理的索贿丑闻，并引发了关于基金投票权的一些争议。有人认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是信托关系，基金管理人无权对股改这一涉及持有人特别重大利益的事项进行独自决策，而应将决策权交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争议的另一方，则认为基金管理人作为受托人，有权代行基金的各项股东权，但投票权应归属基金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而不是基金经理个人。
8月30日，第30次基金联席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上，证监会提出，要“规范、慎重”地配合股改，基金对于一家上市公司股改方案的投票，应该有科学的决策流程，由公司层面如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而不能仅由基金经理决定。
此后，股改逐渐全面铺开，拥有大量表决权的基金公司找到了当“甲方”的感觉。上市公司为了股改方案顺利通过，以各种方式给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做工作，最忙的时候，基金公司一天里要接待几批股改公司高管及股东代表的拜访。
在对上市公司股改方案的表决中，基金大多数时候是温和的，投票时以赞成票居多，但有时也展现出强势的一面。
2005年10月，在西山煤电的股改相关股东会议上，其最大流通股东易方达基金公司旗下的8只股票型基金及其管理的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六零一组合集体投下了反对票。最终，该公司股改方案仅以超过规定比例1.27%的微弱优势勉强过关。
12月，银华基金、博时基金和华夏基金对三爱富“10送2.5股”的股改方案集体投下反对票，最终该方案因流通股东的赞成率只有44.7%而被否决。这也使三爱富成为首家因遭到基金公司反对而被否决的上市公司。
还有媒体报道了当时美的创始人何享健带队拜访大成基金时遭炮轰的场面。基金经理当面呛声何享健：“如果美的过去投资者关系做到位的话，现在股改的对价谈判根本不会这么困难，美的的关联交易不断、资本市场形象不好，希望能吸取教训。”在股改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而市场对股改的反应也由开始的质疑、担忧，逐渐变得坚定、乐观。对于股改前后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关系，市场人士形象地形容为从原来的“同床异梦”变成了“同舟共济”。截至2006年年底，沪深两市共1301家上市公司已经完成或者进入股改程序，占应股改公司的97%。
随着股改进程加快，A股迅速回暖。2006年，上证综指从年初的1163点涨至年底的2675点，全年涨幅超过130%。在2006年年底召开的中国金融论坛上，尚福林把股市向好的原因归结为股权分置改革等系列基础性工作，认为股改已经基本完成，取得了显著效果，并称我国资本市场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
至此，基金完成了其在特殊时期的历史使命。在与上市公司大股东沟通博弈的过程中，基金赢得了上市公司的尊重，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伴随A股的上涨，基金业绩大幅提升，得到了普通老百姓的追捧。一切自然而然。
而A股这头沉睡已久的牛，则在2007年里继续狂奔，上证综指最高探至6124点，成为至今仍无法企及的高点。
表：公募基金持仓市值占比变化 数据来源：Wind
二、牛市里的疯狂
股市里本就没有级别，没有阶层，资本面前人人平等，股改后A股市场实现了同股同权，重新焕发生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伴随股改，沪深两市总市值从2005年的3.2万亿元左右一路走高，到2007年底已达32.7万亿元，增长约10倍，A股市场也一跃成为新兴市场最大、全球第四大资本市场。
上涨的理由有很多，包括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五年熊市的报复性反弹、全流通时代到来、上市公司业绩增长、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逐渐完善，等等。总之，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牛市点燃了大量散户投资者的入市热情。
A股飙涨，基金创造财富神话，吸引更多投资者认购，基金建仓再助推A股，2006年和2007年里，A股市场就进入了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在这背后，是数以亿计的新股民和新基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6年，投资者新开A股账户308.35万户，较上年增加222.57万户；新开基金账户225.96万户，较上年增加188.93万户。2007年，投资者新开股票账户更是大幅增加，全年新开股票账户约3829.37万户，期末股票账户数达到1.13亿户；全年新开基金账户2227.97万户，期末基金账户总数比上年增长了近6倍。
图：沪深两市新增A股账户数
认购基金的资金像洪水般涌来。Wind统计显示，混合型基金的平均发行规模，在2005年四季度仅12.76亿份，到2006年四季度已涨到75.33亿份，在2007年二季度又跃至94.94亿份。
巴菲特说，拥有一只股票，期待它下个早晨就上涨是十分愚蠢的。但当时抢购基金的人们，却都抱着一夜致富的心态。彼时网上银行还未普及，投资者依然习惯于到银行柜台开户申购，尤其是工行、建行等基金托管大行，基金业务激增，各个银行网点每天都有投资者排着长队办理基金开户事宜。同时，早期的新基金首发实行“先到先得”，因此在新基金发行时银行里更是人满为患，还有很多人赶在银行开门营业前便提前排起长队，成为牛市一景。
在2007年初的“晨星（中国）2006年度基金经理奖”颁奖大会上，央视财经评论员老姜还在台上调侃两位基金公司高管：“听说现在买基金，要找你们批条子了，是吧？”
在老姜发出这句调侃前，A股的上涨正不断刷新着人们的预期和认知，更刺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2006年5月，沪指向上突破1500点；11月20日，便踏上2000点，回升到五年前的水平；到2006年年底，又跃至2675.47点，刷新历史纪录。基金发行神话也不断上演，发行节奏越来越快，首发规模越来越大，认购期越来越短，一批百亿规模的偏股基金纷纷亮相。
2006年5月，广发策略优选在短短8个交易日里募得184亿元资金，成为有史以来首发规模最大的偏股基金。2006年11月后，百亿基金接连登场，南方绩优成长、华夏优势增长、工银瑞信稳健成长等，发售规模分别达到124亿份、141亿份和122亿份。而它们创下的中国基金“发行时间最短”纪录，很快就被12月7日发行的嘉实策略增长基金打破：一天卖出419亿份。嘉实基金公司也由此一举成为国内首家资产管理规模超千亿元的基金公司。
嘉实策略增长基金的发行成为牛市集体疯狂的标志性事件。嘉实基金也始料未及，连夜紧急开会增加基金经理，组成四人基金管理小组，也是首开行业先河。
数据显示，2006年全年，仅新基金的发行量就超过4046亿元，接近前5年的总和。基金也创下前所未有的财富神话，偏股基金当年平均收益超过122%，超过八成基金的收益率超过100%，最高的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基金全年收益达182%，成为2006年全球最牛的基金。
表：2001-2007年新成立基金情况 数据来源：Wind
由于牛市来得太快，基金的投资者教育工作尚在起步阶段，许多投资者对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完全没有了解，就盲目加入抢购基金的队伍，不买高净值的基金、不买不分红的基金，成为当时投资者的普遍心理。
当时监管层对基金实行严格的审批制，每家基金公司每年只能发行两只基金。在新基金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基金公司也想办法对旗下的老基金进行持续营销，尽量做大规模，基金复制和基金拆分等各种营销手段在此时登台，成为当时基金市场上的一大特色。
基金复制是指基金公司选择一只业绩好、市场认可度高的基金作为母基金，再发行一只与其投资方向、投资目标、投资策略、风险偏好、运作方式和基金经理完全相同的复制基金。
这个营销噱头很受市场认可。2006年7月，第一只复制基金南方稳健成长贰号在三周的发行期里募得超52亿元资金，此后易方达、景顺长城、华夏、博时、海富通等基金公司也先后发行复制基金。
富国基金则选择了份额拆分的营销手段，2006年7月17日，富国天益基金单位净值由1.6065元降为1.00元，同时将原先的1份拆分为1.6065份。这样，基金资产净值并未改变，但却吸引了大量投资者前来申购。广发、天弘、交银施罗德、鹏华等多家基金公司亦随后跟进。
但这波疯狂的抢购潮也开始让监管层和基金公司感到不安，首发基金于是有了新的规则——限额发行、比例配售。
于是，一大批基金设定了100亿元的募集目标，包括建信优化配置、汇添富成长焦点、中海能源策略等，并且均在一天内便达到目标。2007年3月，易方达价值成长发行，募集目标为110亿元，但仅仅一天时间，其收到的认购申请金额就超过194亿元，最终以56%的比例确认配售。12天后，同样以100亿元为上限的上投摩根内需动力，在一天里获得超900亿元资金的认购申请，确认比例低至11%。
几乎所有的股票都在涨，小道消息满天飞，大街上几乎人人都在谈论股票，央行数次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都没能阻挡股市疯狂上涨的脚步，2007年5月29日，A股摸高至4335点。沉浸在牛市里的投资者没有想到，当晚，财政部宣布，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率由1‰提高到3‰，这个消息让早就应该停下来休息的牛市大幅暴跌。5月30日开盘，上证指数直接跳空低开，跌幅达5.87%，数百只股票以跌停价开盘，直至收盘，两市共有853只股票跌停，上证指数暴跌281.81点，跌幅6.5%，深成指跌829.45点，跌幅6.16%。
这场暴跌让初涉投资的大量新股民和新基民品尝到了风险的滋味。但这只是牛市里的一个小插曲，下跌的个股以没有业绩支撑的小股票为主，基金重仓的蓝筹股大部分坚挺，对基金业绩影响不大；在震荡不到两个月后，A股重新开始向上狂奔，基金重仓股大都涨幅居前。这让“5·30”成为一块试金石，基金所倡导的价值投资理念被更多人所接受，更让许多股民纷纷把钱从股市转入基金。
“5·30”后，广发大盘成长、华宝兴业行业精选、景顺长城精选蓝筹等陆续发行，且认购申请金额均超过募集目标，比例配售成为新发基金的常态。
基金公司也对股市信心满满。2007年7月，华夏基金召开年中投资策略会，时任总经理范勇宏为了“图个吉利”，将会址选在了海拔最高的城市拉萨，当火车穿过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时，大家开玩笑说下半年上证综指也能突破5072点。但A股显然比他们想象的更加牛气，8月24日，5072点位被轻松跃过，10月16日，沪指最高探6124点，此时，遍寻A股已不见空头。
嘉实QDII产品在各大银行发行现场
一片看涨声中，QDII（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问世了。2007年6月，证监会发布《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正式放开券商和基金的QDII资格审批。
四只QDII基金在喧嚣中扬帆起航，试水海外股市。2007年9月12日，南方全球精选发售，认购规模491亿元人民币，远远超过了预定的15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此后，南方基金向外管局申请并获批追加额度至40亿美元，最终募集额度为300亿元人民币。
两周后，第二只股票QDII基金华夏全球精选首发，认购资金超630亿元人民币，亦超过其40亿美元的QDII额度，最终依据“末日比例”原则确认了300亿元人民币。
随后，嘉实海外中国、上投摩根亚太优势陆续刷新认购资金，分别高达738亿元和1162.61亿元人民币，狂热达到顶峰，上投摩根亚太优势的确认比例更低至25%。
可当时很多投资者连QDII基金是什么都不知道，在他们眼里，“新基金都能赚钱”。此后不久，全球金融危机来袭，四只QDII基金净值迅速下跌，直到10年后才再次回到1元面值上方。
图：南方全球精选成立以来净值走势
图：华夏全球精选成立以来净值走势
图：嘉实海外中国成立以来净值走势
图：上投摩根亚太优势成立以来净值走势 数据来源：Wind资讯 截至2018年10月30日
全球金融海啸，A股市场也未能独善其身。2007年11月5日，头顶“亚洲最赚钱公司”光环的中国石油上市首日，以48.6元的超高价开盘，当日收盘涨幅163.23%，成交金额近700亿元，超过深成指的成交总额。这成为A股从牛转熊的重要转折性事件，从挂牌之日起，中国石油股价就一蹶不振，步入了漫漫熊途，套牢投资者无数。
公募基金的幸福时光戛然而止，行业格局也在牛熊转换间发生了变化。2007年底，华夏基金、博时基金、嘉实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全部站上2000亿元，与南方基金、易方达基金一起成为“公募五虎”，并雄踞榜单多年，广发基金和景顺长城基金也借这次牛市进入十强，并树立了在权益投资领域的品牌。
表：2007年底基金公司规模排名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三、明星基金经理
牛市创造了财富神话，也捧红了创造神话的人——基金经理。最红的当属王亚伟。
王亚伟在1998年华夏基金筹备时就加入公司，并先后管理基金兴华、华夏成长。不过，在2005年之前，或许是因为股市较差，又或许是因为市场对基金关注度不高，王亚伟并未创造出让人过目不忘的骄人成绩。
2005年，王亚伟参加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的培训，三个月里和另外三十名同学一起在学校学习，并参访了美国的一些金融机构。“美国之旅，让我能够跳出中国相对封闭的市场，从历史角度和国际视野来观察当时国内市场所处的阶段，让我能够静下心来，思索国内市场的发展方向。”王亚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
无论如何，2005年成为王亚伟投资事业的重大转折点。回国之后，2005年12月，王亚伟接手管理华夏大盘精选基金，当年业绩尚在后20%；2006年，上证综指涨130%，华夏大盘净值增长率则达154.49%，在118只基金中排名第12；2007年，华夏大盘的净值增长率更高达226%，远远超过上证综指97%的涨幅，且在同类基金中高居榜首。华夏大盘精选也把当年的各种基金大奖拿了个遍，王亚伟则一战成名，成为“中国最赚钱的基金经理”。
图片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年鉴》
2004年8月11日，华夏大盘精选基金募集设立。
图为王亚伟在新闻发布会现场。
当然，王亚伟在随后2008年的暴跌和2009年的反弹里都在继续书写神话。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A股大跌65%，华夏大盘净值却只下跌34%；2009年，在4万亿财政政策刺激下，A股绝地反弹，上涨近80%，华夏大盘净值也大涨116%，并再次夺冠，王亚伟“公募一哥”的地位从此无人能撼。
另一位在牛市中名声大噪的基金经理是李学文。李学文管理的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基金，在2006年里以182.27%的收益率夺冠。李学文也是国内第一批基金从业人员，他的职业第一站是博时基金，从研究员做起，此后相继在中融基金、银华基金工作，在2005年加入景顺长城后，李学文已是投资总监。
不过，夺冠后的李学文未能在2007年延续辉煌，当年9月14日，景顺长城基金便公告李学文离职，此后，李学文逐步淡出公众视野。
另一位资历深厚的投资大佬江作良，早在1993年就进入资本市场，曾任广发证券投资自营总经理，2001年加入易方达基金，易方达最早成立的基金，如基金科汇、易方达平衡增长，都由他管理，他也一度被称为“基金教父”。
江作良是国内最早倡导和实践价值投资理念的职业投资人，并在从业期间挖掘过苏宁电器、贵州茅台等优质个股，成为最广为人知的价值投资经典案例。在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江作良认为，易方达之所以崛起，根本还是理念的问题。“易方达相信价值驱动。此前国内很少投资者关注价值投资，也不认为价值投资的方法可以赚钱，市场上相信的是消息、重仓和操纵。”
肖坚，同样在2001年易方达基金筹建时就已加入公司，在那之前，他奔波于香港、广州两地，既从事过信托业务，也从事过财务管理和项目管理，并在香港股市上亲身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因此，他对投资风险的认识更加深刻。
2003年12月，正值A股熊市，肖坚开始管理易方达策略成长，连续两年获得正收益，随即在2006年和2007年的大牛市里大放异彩，分别获得151%和133%的高额收益，直到2008年初卸任。他在易方达基金工作时间长达15年，是公司招牌，也是易方达“在长跑中胜出”的践行者。
与肖坚同样在广州的易阳方，则更是“长情”。2002年11月，易阳方作为广发基金最早的筹建人员之一，参与了广发基金的创办与组建工作；2003年年底，广发基金推出了旗下第一只产品——广发聚富，寓意为投资者聚集财富，为了做好开门红，广发基金选择易阳方作为这只基金的掌舵人。
2005年12月，易阳方开始管理广发聚丰，彼时广发基金已经扛起了价值投资的大旗，投资脉络日渐清晰，广发聚丰成为易阳方实践投资理念的平台，这一管就是12年，一直到2018年初，他才卸任基金经理。
易阳方是真正把投资作为兴趣爱好的人，2011年8月，他被任命为广发基金副总经理，但依然坚持在投资一线，每一笔投资都亲力亲为。2018年，中证报还授予他“15周年金牛杰出基金经理”荣誉。
虽然公募基金行业有一批老将顶梁，但两年的牛市让基金规模迅速膨胀，基金经理青黄不接，一批从业仅三四年的年轻的研究员被匆忙提到基金经理岗位，管理巨额资金，在牛市中迅速成长。
查理·芒格曾说他“不见40岁以下的年轻人”，意思是，他不相信一个不到40岁的人能成为真正的价值投资者。而当时全市场上年龄在38岁以上的基金经理占比仅四成，最年轻的还不到30岁。
天相投顾2007年年底公布数据显示，以成立一年以上的基金作为样本，基金经理平均任职期限是1.3年；中国的基金经理们学历高、就业时间晚，大约1/3的人管理基金的经验不到一年，一半以上的是2年以下，接近3/4的人管理基金经验不到3年。
在买什么都涨的大牛市里，新手基金经理的管理业绩也不差，但在2008年股市漫涨的潮水退去后，这些没有经历过熊市考验的基金经理们，都被晾在了沙滩上，他们对突如其来的大跌完全没有防守之力，被熊市折磨得体无完肤。毕竟，投资中的艺术是需要时间磨炼和体会的。
无论如何，基金经理们在牛市里收获了大量名气，拥有了大批追随自己的投资者。2007年，有一大批明星基金经理开始奔向充满更多诱惑和挑战的私募基金，掀起一波“离职潮”，如肖华、江晖、王贵文、吕俊、何震。他们离开公募，陆续成立了自己的私募基金公司：尚诚、星石、隆圣、从容、汇利。一时间，基金公司密集发布基金经理的离职、跳槽、内部调动公告，投资者对于自己持有的基金的业绩充满了担忧。
时任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洪磊还在一次专访中特别为此安抚投资者，表示“一个基金的投资决策不是由一个人来完成的，而是由一个团队集体完成的”，“基金经理只是基金投资管理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对基金经理的决策过程还有严格的投资纪律约束”，“基金经理的操作能力只是影响基金业绩的众多因素之一”，等等。
一入私募深似海。这批奔私的基金经理，很快遭遇股市转熊，部分人因业绩太差而难以支撑下去，不得不将产品清盘；另外一部分人则挺过熊市，在私募基金界站稳了脚根。
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副总经理肖婉如，多年来一直在公募基金托管一线，亲眼见证了众多明星基金经理的成长，她对那些由公转私的基金经理有特殊的感情，并曾公开表示，“公募基金不但开启了中国新的投资模式、投资理念，开启了价值投资先河，同时也培养了一批遵纪守法、合规、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管理团队和托管层面从业人员团队”，“经过公募基金洗礼的基金经理，转入私募以后，我们对他们要放心很多”。
而一直留在公募基金行业的基金经理们，如今许多都已成为公司高管。曾掌管419亿元规模的嘉实策略增长的邵健，后升任嘉实基金副总经理（现已离任）；管理南方绩优成长的苏彦祝，现任创金合信基金公司总经理；管理易方达价值精选基金的吴欣荣，现任易方达基金副总裁……
“潮水退去后，才知道谁在裸泳。”巴菲特这句耳熟能详的投资名言，在那2006到2008年的极速牛熊转换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明星基金经理们在牛市中被众多投资者所熟知，但在A股多年沉浮中依然如鱼得水、能被载入公募基金业史册的却不过数人而已。投资的未知之美也正在于此。
作者：王艳伟，前财经媒体人，曾先后在《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基金报》、《证券时报》任财经记者、编辑。
作者：莫莉，现就职于公募基金公司，前财经媒体人，曾就职于大智慧通讯社、财经杂志、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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