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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周宁的乡土文化？

传教士的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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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福建周宁的乡土文化？

周宁在线消息 周宁，这是我母亲的土地。为生命内在的急流与强烈的责任感所驱动，我试图展示当今上海这一新兴商业移民群体波澜壮阔的创业全景。今天我重归旧时地，是来探寻这股商业移民流的源头，感受那来自草根的素朴却坚韧不拔的力量及孕育其创业文化的土壤基因和精神特质，进而求索三农问题解决之道和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力。
乡土周宁
一个20万人口5万人家的小县，平均每户至少有1人常年在外经商务工。这6万人中自己创办或合伙联办企业的有1万多人，这就意味着这个县每五户人家就出一个老板。他们在全国各地创办的近6千家各类企业，年总产值保守估计也有400多亿元，这个数字几乎是该县国内生产总值的40倍多;其中资产200万元以上的有700余家，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约80多家。仅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就有大小企业4千多家，且大多集中在钢材销售行业，从业人员近5万人――也就是说，在上海500万流动人口中，有1%是来自这个偏远的山区------福建省周宁县。
春节风俗画
周宁县处在闽东北鹫峰山脉东麓，县城海拔880米，高居全省县城之冠，因城北有狮子岗得名狮城。每当秋冬之际，山地季风吹来，凛然有如雄狮低吼;既而春洪爆发，东去十几里外，九龙祭瀑布群龙澎湃，奔腾赴海。
春节是周宁特殊的时刻，是了望周宁最好的窗口。这时候，沉寂了大半年的街道，忽然间拥挤不堪;生意清淡的农贸市场，顿时显得水泄不通;而那些平日只有老人们看守的甚至空置的楼房，重新充满亲朋好友和家族的盛宴。都说东洋溪桥头那两只狮子平时都沉睡着，只有春节的鞭炮响了，它们才开始闹腾起来。
春节前一天，周宁县机关礼堂内，一场土地公开竞标会正激烈进行。最后，靠城关河滨路几幅土地，被在上海、江苏等地做生意的周宁老板高价标走。
十几年来，这里的城镇规划建设也得益于在外经商创业的老板们。周宁人对1992年关县城首次公开拍卖土地使用权的火爆竞标场面还记忆犹新。当时县建设部门以县城整体规划为切入点，开发30米宽的中兴商业街，将街北段61套、面积3804平米的店基向社会公开拍卖。其中一幅100多平方米的地块，竟然拍出36万多的高价，每平米地价创出当时全省最高。一条以在沪经商者为主的“上海老板街” 就这样形成了。周宁县的富人们，第一次吓了全省人民一跳：这个还顶着贫困帽子的小山县，居然有这么多有钱人!这些在第一次创业中富起来的老板们纷纷回乡购地建房，让家乡人看到了他们的财富和成就，也刺激了更多人的创富欲望。
随着在外老板们事业的不断发展，投入家乡城镇建设的资金越来越多，周宁县城也越变越大，越来越美。
“奔驰、宝马闹山城”，是这些年周宁最具特色的新景观。每年春节前后，小小山城几乎被四面八方开回来的小车挤满了，而且豪华车比比皆是。宾馆自然不必说了，学校操场，机关大院，民居前后，街道两旁到处都是。据不完全统计，周宁县目前在外企业家所拥有的小车已超过1000辆。有人说，上海恐怕就有这个数。目前在上海经商的老板，光奔驰就有30多辆，宝马也有50-60辆。湖南人小肖去年春节来拜见未来丈母娘，此前在他的想象里，周宁大概是一个可能还比较穷的山区小县;实地一看，这位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十分惊讶：在这么小的空间里聚集了这么多好车，即使香港深圳也不多见!
最热闹的要算西门街的土地庙。周宁民间称土地公为福德正君，尊为财神膜拜。各大村庄都有塑像，百姓普遍崇祀。城关地区民众则于每年正月初二据土地庙前点香放炮，祈求发财致富。尤其是那些常年在外的生意人，更要起早争头香。可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来人，这时庙前早就人声鼎沸，万炮齐鸣。有时为挤到土地公跟前，动手动刀也不希奇。近十来年，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生意也越做越大。正月初二拜财神简直成了财力大比拼，板车运、箩筐挑，一家放他几千块也不皱眉。于是鞭炮震天，大旺大发。西门街土地庙前的炮屑层层叠叠一年厚比一年，显示周宁老板的财富年年增长，这也是周宁春节的一大奇观。
这一天，周宁县委、县政府也要“请财神”。五套班子举行新春茶话会，和回乡省亲的在外企业家欢聚一堂，共话发展，亲商之风和煦扑面。这一活动已持续有年，今春也不例外。
周宁人素有热心公益的良风美德，县境内道路、桥梁、路亭、水井等建设，历来是民间集资或募款兴建，或由个人捐建。如今，每到春节也是事业有成、乐善好施的企业家们回馈桑梓的时刻。他们发展在外，心系故乡，慷慨解囊兴学建校、铺路修桥、扶贫济困、结对助学，一片恋祖爱乡情怀。据不完全统计，在2003年之前的数年内，周宁在外企业家共对家乡的各项建设捐资达500多万元。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县所有行政村的水泥路硬化，都得到在沪企业家的支持，累计达180多万。企业家对家乡教育的支持最踊跃，前年春节，有30多位在外企业家被聘为县里各中学、小学、幼儿园的名誉校长，他们为学校捐款捐物达40多万，这也是那年过年周宁人津津乐道的一件新鲜事。有周氏兄弟父亲做寿，把15万元捐做教育基金，诸多善举皆成美谈。驻沪企业家还与家乡400多名贫困学生结对，累计资助50多万元。
他们乐意做的既有只讲奉献、不图回报的公益事业，也有在商言商、公私双赢的商业行为和市场创新之举：县一中迁建要融资，每股20万元，有35人投了36股，一下就集资720万元，企业家们便成了新学校的校董;县宾馆改造缺资金，17个在外企业家按一股2万投资38万装修，即拥有连续5年每年1个月的使用权。今年春节回乡，他们就住进了自己投资的豪华套房。
这是一个归人和游子来来往往的边远城镇，这里大半的年轻人有一大半时间生活在别处，但他们眼中没有许多生于农村的年轻人的困惑与迷茫，也没有城市小资对人生局限性的种种慨叹，而是另一种面对明天的明朗和信心。一方面他们已经习惯于远方大都市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不时眷顾儿时的家园。但只有到了春节或清明，才回到他的故土。他知道自己今天的幸运，是与他们的乡土血缘密不可分。
正月初一到十五，城乡都有舞狮舞龙，热闹异常。入夜，县城里还有人“搬铁枝”的喧声。只听得一阵锣鼓响，便有乐队行来，少男少女装扮的传统戏剧人物，摇曳在高处的铁架上沿街巡游。而在乡土小吃街，那些还乡的人挤满了每间小店。他们要到这里吃上一碗热辣香浓的扁肉、泥鳅面或薯面。山高天寒口味重。要吃薯面，辣椒是要的，咸菜、虾米也是要的，还有老酱一定不能少，再撒点葱花，这才是真正的乡土风味。两个年轻人，在这里不期而遇：
“嗨哥们，这两年没见去哪了?”
“在上海。”
“做钢材吧，大发了!”
“呵呵，你呢?”
“唉，莫讲了……”
只要少加留意，这样的对话随处都可以听到。两个中年妇女从农贸市场出来，一路絮絮叨叨，说的是上海逸仙路、砖桥钢材市场。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开来开去的小车大都挂着“沪”牌，头顶上的跨街横幅，也是上海钢材市场的广告。拍下这张照片不加说明，你一定认为是上海市区外围哪条街上的景象。而县里电视台播出的贺年广告，露脸的也大多是上海老板。乡人们都熟悉他们，以至发迹前的贫困经历或逸闻趣事。
浓郁的乡土色彩混合着鲜明的上海气息，构成了周宁春节独特的风情画------这就是我的今日周宁印象。包括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只要和他说起上海，都会得到确切的回应。
李姓老板在上海做钢材贸易也有七八个年头了，路上遇到说家有喜事非要请客吃饭。席间一对年轻男女起身敬酒，主人说这是儿子儿媳，明天就是双喜吉日。那夏姓姑娘落落大方，听口音辨气质象阿拉上海人，一问果然家住杨浦。问是怎么认识的，答曰是中学同学。
在朋友单位闲聊，进来一汉子，自我介绍是当地“小老板”，不过年后也要到上海看看。我与他相约上海
采访结束返沪，县里派车送到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与开车的周师傅一路海聊。得知他儿子去上海已有三年，是逸仙路钢材市场的一个小老板。还有他的许多亲戚朋友也都在上海。问退休后作什么，“去上海”，他平静的说。
就是这样一个山区小城，传统与现代交集，有序与无序并存，尽管残留的老屋还顽强的附着农耕文化的苔痕，而更多的乡人则在人流的推涌下急不可耐地开始了决定命运的迁徙，并身不由己的卷入城市化喧嚣的进程。
正月初三出行日，出门人又陆续登程。他们吃过亲人煮的“太平蛋”，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带着土地财神的香火和“新年大发”的祝愿，乘着大车小车浩浩荡荡奔向远方，一路春潮滚滚。
在历史的风中迁徙
这股突破重峦叠嶂的阻隔封锁，摧枯拉朽不顾一切奔涌向前的急流，并非凭空突发于瞬间，它源自历史深处的涓涓细流。
福建内部以纵横南北的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为中轴线，分为沿海与内陆两个地理单元。这条高耸绵延的山脉对福建文化产生根本性的分异作用。宋代以来，所谓上四府和下四府就以此为界。地处鹫峰山东麓的周宁，是闽东与闽北的必经通道。
周宁原名周墩，明清属宁德县青田乡东洋里，民国24年(公元1935年)设周墩特种区，直隶福建省府，人口五万两千余，大小村落一百五十余处，方圆百里。
周墩离省会福州410里，离福宁府220里，离宁德县城190里。据《周墩区志》载，因地僻人稀，舟车不至，山岭起伏，窒碍诸多，致使宁邑各项政事鞭长莫及、法律难以实施，道统文化气息稀薄。天高皇帝远的“化外之地”， 教弛民顽 ，形成桀骜不驯的叛逆性格，民不顺道，难于治理;又因地处各县交界，社会治安混乱，每遇口角纠纷，地痞流氓往往纠合外匪，斗殴劫掳，敲诈勒索，弱肉强食，民不聊生，若非立县镇治，社会难保安宁。
民国五年十二月，时共和再造，民权大张，省众议院议员及省谘议、周墩商会创始会长郑谟光(字慕蔡1872--1941)会同社会贤达24人连署请愿书，陈述设县利国富民之旨，请求省政府改区立县。此后他一直为建县奔走呼吁，直到民国34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周宁方立县治，而慕蔡先生已于4年前病逝。
周宁立县时自周墩、宁德各取一首字为县名;又以僻隅不靖，寓意周围安宁。
周宁因此成为福建省建县最迟的县份之一，到今年恰好60年。
周宁建县虽晚，其矿冶成就在宋明经济中却有一席之地。宋元佑年间(1086-1093)在芹溪村设有宝丰、宝瑞等银场，建成全国最主要的银矿产区，宝瑞场实际上已是宋代最大的银矿场。从明代以至前清末叶，又屡经开掘，期间因矿山纠葛，几度兴废。后矿脉渐绝，银矿业式微。
然而，除了矿业在历史上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之外，地僻山荒、土薄田少的周宁物产着实有限。农业产出除茶叶、谷米外，其余不过竹木、薯米而已。商贸不发达，手工业仅炼铁、铸锅、茶叶、陶瓷等零星小作坊，又因山高水冷，作物一年仅收一季，所需人力不多， 故民风好赌，习以为常。
贫困始终与岁月相随。棕衣当被倒，火笼当棉袄，番薯米当粮草，称作周宁“三件宝”。民谣叹道：“年年犁耙播，亩产一百五;无食饿腹肚，不如走上府。”在饥寒交相催迫下，低声下气四处乞讨者有之;铤而走险赌一把，落草为寇者有之;脑袋掖在裤腰上搏一凶，上山打游击闹革命者有之;更普遍的是到闽北一带卖苦力和从事手工副业，当地谓之“走上府”。一如人们所熟知的“闯关东”、“走西口”，在历史凛冽的寒风中，周宁人为谋生而离家的迁徙由此开始，这些外出的人就叫“出门人”。
由县城出西门，去城10公里，翻越麻岭古道，就是下路(闽东沿海)经周宁至闽北各地的咽喉要隘，旧时官府设巡检司把守，并有张氏乡民捐建的卷石亭，石拱横跨古道，供过路人途中休憩，躲风避雨。
长亭外，古道边，荒草碧连天。如今，古道早已了无人迹，古堡、石亭也只留下断垣残壁，让人徒发思古幽情。只有那些出门人的故事，还被老辈人记起。
据老人们说，有明以来，周宁人的祖先就开始沿着这条古道，翻越麻岭头，到上府一带从事烧炭、伐木、扛木筒等苦力劳动。清雍正年间，有杨氏先祖由清流迁居虎冈、洋庄，引入铸锅技术，所产“东洋锅”畅销闽东北。随着境内铸锅业兴起，带艺外出铸锅人数渐增。至民国年间，劳动力外出从事铸锅、土木建筑及扛木筒、烧木炭、经销参茸等达4千余人。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周宁一向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的进步几乎为人口增长所抵消。1949年全县人口55448人，1988年156498人;49年人均耕地2.23亩，1988年减少到0.94亩，水田旱涝保收面积仅占总面积44.2%;粮食单产1949年82公斤，1988年提高到301公斤，总产虽比1949年增长3.7倍，而人均粮食占有量增加有限。此时全县农业人口仍占92.3%，农业结构单一，农业商品率水平低，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效益低。贫困县的帽子依然沉重地压在头上。
为了改善经济状况，在大办农业生产高级社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部分农村能人和富余劳动力不顾当时政策限制，带着传统铸造工艺，偷偷跑到闽北等地创办铸造厂、务工。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为外出劳务提供了良好、宽松的环境，越来越多的周宁人纷纷走出山门，在全国各地安营扎寨。这些先行者在大中城市建基立业后，亲带亲、邻带邻、村带村，吸收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队伍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他们从传统的铸造行业起家，拓展到活性炭、建材、房地产、茶叶等几十个领域。到1988年，全县外出劳动力1.2万多人，分布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办企业、经商1040多家，年收入3700多万元，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门路。
被称为“创业者乐园”的上海以其强大的磁力，吸引着全国各地和异国他乡的大量移民纷至沓来。浦东大开放大开发和邓小平南巡后，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强力推进带来巨大商机，周宁人把握住了这一历史大机遇，挺进大上海。
新的移民潮激荡浦江两岸。上海经济飞速发展，具备远比闽东山区优越的创业环境，这些推力和拉力使周宁人向上海迁移形成一种模式和集体行为，上海成为周宁人群体迁移、实现发财致富梦想的特定目的地。
十几年来，一批又一批的周宁人走出大山奔赴上海，迅速发展壮大。农民进城，在人们印象里，就是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的农民工，经常被欠薪无法回家过年;而周宁人在上海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涉足钢材、木材、活性炭、石板材、五金、房地产、饮食等行业。尤其是他们瞄准钢材热销这一市场，在短短的几年中创建了上海浦东杨高路周宁建材一条街。从1996年11月诞生的第一家周宁人的市场开始，至今已创办成功的各类钢材现货市场已达40多个，并向昆山、苏州、无锡、江阴等地拓展。
穷则思变。周宁人没有困守山门，而是向外突破，挺进大上海，形成创业氛围，打造规模经济。他们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借助上海这个国际经济、金融、商贸、航运大市场求得大发展。不少企业从当初农民加板车的夫妻店、兄弟铺、父子档的家庭经营模式，发展成上规模、有实力、管理先进的现代企业。在巩固原有钢材贸易等产业基础上，开始尝试进入房地产、航运、期货等行业，同时造就了一个懂经营、会管理的周宁企业家群体----一个原来以农民为主体形成，现已逐步发展为由农民、工人、公务员、知识分子相结合的新生的商业群体，一股在上海滩具有重要行业影响的商业势力。
探源鲤鱼溪
要了解周宁乡土文化，县城西去5公里的浦源鲤鱼溪是不能不去的。
我们前文所叙的郑慕蔡先生就是浦源村人。他倡植树造林，办山区商业，捐资办学，救济灾户，多才多德，乐善公益，望重梓里。
鲤鱼溪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小桥流水的古村，老年妇女依然身着清代服饰;宗祠、古柏、文昌阁、林公宫，还有鲤鱼溪下游观音桥上供奉的土地公、送子观音、齐天大圣，构成宗族文化完整的的遗存。
悠悠鲤鱼溪，述说着一个宗族源远流长的故事。南宋嘉定二年，河南开封的朝奉大夫郑尚公因官场失意，举家迁至鲤鱼溪下游，率子孙开荒种田，并在溪中放养鲤鱼以去污澄清。为保护鲤鱼，先人制定村规民约，村民严加恪守，概不捕食。若有鱼死，则将其安葬于古柏树下鱼冢之中，焚香祭拜。下暴雨的时候，有些鲤鱼被冲到下游田间，村民们便会出动将它们送回溪中;鲤鱼本身也要千方百计，逆流而上游回“家里”。几百年来，浦源村民和溪中鲤鱼共命运，一起度过了兵灾匪患，瘟疫饥荒。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村人利用贫农的特殊身份保护了鲤鱼。人鱼相亲，鱼旺人兴。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淳朴的爱鱼村风，使溪中鲤鱼得以安然繁衍生息。鲤鱼溪的故事已被编入北京市小学语文课本，成为生态文化、民族文化教育的好教材。
如果说神奇的鲤鱼溪宣扬的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那么郑氏宗祠弘扬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问我祖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是喜欢寻根溯源的中国人都熟悉的一句民谣。位于鲤鱼溪左侧的郑氏宗祠也有一株千年柳杉，树高十丈，干粗六围，树腹中空却枝条茂盛，村民奉以为神，美名之“灵樯”。而整个祠堂的外观则形同古船，别具一格。祠堂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建成，清代几经修建，祠中诸多匾额楹联，书法精湛，流金溢彩。正厅悬挂明代状元、礼部尚书翁正春题匾“国戚名裔”;清代嘉年间国史馆总纂魏敬中和民国时期海军上将、福建省长萨镇冰等人题有匾额。祠中还陈列着百余个工艺精巧的龙头祖牌。这些龙头牌珍品工艺精巧、历史悠久。红卫兵 “破四旧”的时候，神祖牌列在被破之列。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有的藏在家中隔墙里，有的藏到山上洞穴中，使它们能得以保存至今。
祠堂是宗族文化的象征。中国传统宗族文化是讲求人和的文化。家庭是宗族的基础，“家和万事兴”。由家和扩展到邻里和、族群和，进而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就是我们所要倡导的精神文明。我们传统政治文化也讲“政通人和”，政府执政为民，就是达致政治文明的一种亲和力。同样，在我们的传统商业文化中，也有“和气生财”的告诫，这应是今天我们创造物质文明的基本要求之一。
在中国农村，往往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聚族为村，人们比邻而居，和谐相处，由此形成注重乡谊，同乡扶助，亲邻相帮，团结一致的传统，也织成了一张庞大、牢固而且是可流动延伸的社会关系网络。我们现在倡导地球村意识，需要的就是这种人类比邻而居村落文化，和天下一家的关爱与亲情。
移民的家园意识相当浓厚，“家乡”深植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乡谊情感”是个人只身跨入激烈竞争环境的前提，出于生存的本能，初来乍到的移民首先会利用周围的社会资源包括亲戚朋友、同乡组织等各种社会关系。以地缘为基础的移民群体，都善于汲取传统血缘地缘等有利因素助其创业。周宁的私营企业之所以能遍布全国各地，且都从事几种相同的行业，就是靠合群团结的团拼搏精神取得的。数以万计的周宁人正是凭借这一精神，象成群结伙的鲤鱼纷纷走出山门，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纽带结为牢靠的业缘，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创业群体，并产生了滚动传带效应：一人富，带一家，一家富，带一族，一族富，带一村，千家万户奔小康，百姓走上富裕路。
在这个高山小平原，周宁三源之浦源郑氏、端源叶氏、萌源肖氏都是大姓，也出了不少大小老板。在上海的浦源籍企业家“饮水思源”，成功后的他们不忘家乡的建设，捐资助学，出资新建“鲤鱼溪公园”，修葺了郑氏宗祠等基础设施。源镇进登村全村只有200多户、1300多人，却有500多人在上海等地经商打工，共办有企业100多家，其中资产达百万元以上的企业有21家，去年春节时，该村就有30多部“宝马”、“奔驰”等名车开回山村，目前该村农民人均年收入在万元以上。
一个人或一群人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被称为社会流动。周宁人在实现空间流动的商业移民过程中完成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就好比鲤鱼溪里的鱼群集体跳龙门――那群龙腾飞的跳跃，是多么精彩壮观!

Q2：传教士的积极因素

近代以来，中国华北地区灾荒频仍。面对千百万忍饥挨饿的灾民，政府救济只是杯水车薪，自发组织的义赈活动和义赈团体在社会上纷纷兴起。在华传教士们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从博爱、慈善的愿望出发，亦加入了赈灾救荒的行列。他们筹款捐资、设立灾民学校、修堤筑坝等标本兼治的措施，救助了大批灾民。
在近代史上，我国华北地区灾荒频仍，水旱连年。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文海等人所著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附录《中国近代灾荒年表》统计，1840年至1949年的110年间，华北地区只有9年没有灾荒记录，其它101年中每年都有一种或多种灾害，常常水旱灾交替，虫疫灾随行，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面对种种灾难，各地传教士早在入华之初就进行过零星的赈灾救荒活动。在1876年至1879年的“丁戊奇荒”中，传教士的赈灾救荒活动开始趋于组织化。此次灾荒遍及包括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省的区域，不仅受灾地域广泛，而且持续时间达4年之久。许多传教士纷纷进入灾区救助，天主教各修会先后派到灾区的传教士有六七十人，基督教差会先后派到灾区的传教士有30余人。1878年1月26日，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和外国商人联合组成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总部设在上海。这是一个以传教士为主体，开展搜集灾情、募集捐款、发放赈灾款及物资的慈善机构。在这一机构的组织下，华北各教区传教士积极行动起来，开展赈灾救荒工作。
进入20世纪以后，传教士的赈灾活动更趋活跃。他们与各地华洋义赈团体相互配合，共赴中国赈灾事业。1921年11月，北京及各地华洋义赈团体成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作为中国常设性的救灾机关。在华洋义赈会的组织与协调下，教会的赈灾事业日趋发展，并成为教会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筹募款物，赈济灾民
筹款捐资是传教士救济灾民的主要措施。面对无衣无食的大量灾民，各地教会首先从传教经费中拨出一批款项救济灾民，设立粥厂、开仓放粮。1920年，华北5省发生大旱灾，正定天主教总堂从河南购谷米500吨，从山西购小米高粱500吨，“均运至各灾区散放”。保定教区代理主教满德贻“特在传教经费款项下，以3成拨归赈济灾民。在外堂设立粥厂数处，收容男女难民数万余名。尤恐不能普济，特派委员分赴围城附近各村庄，调查极贫者，发给粮票，持票亲赴旧道天主堂领取高粱，每人两斗余。”各地教会除动用传教经费外，众多传教士还以个人名义捐款、捐物，并劝诫教徒积极捐助。1918年，浙江宁波的赵保禄主教为了救济遭受水灾的北方灾民，“将平日所穿大衣脱赠某君，嘱为变价充赈。”在其精神感召下，传教士们纷纷慷慨解囊助赈。永平修道院20余名修生苦于无款捐助，商议“将每日所食麦面换为玉（米）面，以每月节省下的200余吊钱充作赈款。”
呼吁慈善机构救助灾民，担当灾区赈济专员
传教士鉴于自身力量薄弱，无法救助众多灾民，只有向国际、国内慈善机构及仁人贤士积极呼吁，号召全社会共同救灾。1920年，华北北部代牧区传教士因包括今河北、山东、河南3省在内的地区旱灾严重，专程赴津与义赈会接洽，建议拯救方法。同时函致上海仁济善堂孙仲英先生，为灾民请命，并附调查灾区情形。”
在各地传教士的呼吁与倡导下，华北华洋义赈会、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灾协会等各慈善机构，迅速调拨大批救援物资运抵灾区。鉴于传教士具有丰富的赈灾经验和救灾热情，华洋义赈会等慈善机关任用许多传教士为赈灾专员，负责向灾民分发救灾物资。在1917年至1918年华北的大水灾中，中华红十字会与上海济生会多次委托天津汤、杨二位神甫放赈。不到两个月，共放现洋5万余元、棉衣2万余件、面粉数千袋、牛奶数十箱。
当然，由于这是在华教会参与社会赈济事业的初步尝试，难免存在一些问题。熊希龄（时任赈灾督办处督办）就曾对某君云：“还是教会此次办理放赈之事极善，可惜为数不过数万耳。水灾之初起时，余已与各教会通函，请出帮忙，然亦有置之不理者，可惜！可惜！若公教人均肯出来帮忙，不仅灾民之幸，亦国家之幸也。”从熊希龄的谈话中可知，在1917年华北大水灾之初，教会与社会各界慈善机构的合作还不十分密切，以至有些传教士对熊希龄的请求“置之不理”。及至1920年华北大旱灾时，国际、国内各慈善机构与团体日趋联合。当年11月，即成立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统一办理宣传、联络、采粮运粮、卫生防疫及对部分赈款统一分配。在这种形势下，教会的救灾活动也被纳入到全国抗灾救荒的洪流中，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被慈善机构委任为赈济专员，到灾区发放赈灾物资。
修堤筑坝，治理水患
对于频繁肆虐的水灾而言，散赈、放赈只是治表之法，而修堤筑坝、开凿渠道才是根治水患的治本之策。教会一些明智的传教士有鉴于此，在对灾民施赈的同时，亦引导灾民治理水患。1888年水灾过后，河北尚义县的传教士曾用以工代赈的办法，雇佣灾民种植树木，同时还雇佣许多人修筑堤坝，开凿渠道，筑造围堡，改良土地等等，起到了很好的防洪、抗洪效果。山东省宁津县神甫白世珍亦于1917年洪水来临之际，亲率数百人抢修该地沙河河堤，使得“高田嘉禾，得以丰收”。1936年，河北崇礼县高家营镇遭遇洪水，教会当即予以及时救助，设立粥厂，收容难民等。水灾过后，传教士提倡和村民合资，在河漕两岸修筑两道石坝，以预防将来的水患。传教士倡导的表本兼治的治理水患的措施，减少了水灾的发生，保护了乡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在我国近代的自然灾害赈济中，传教士们博爱、慈善的愿望和行动给灾民带来切切实实的好处，对社会和经济都相对落后状况下的自我救助以外的一种补充。同时，他们在长期救灾实践过程中逐步积累出来的赈济自然灾害的经验，对推动我国救灾机制向近代化转型，及至当今的救灾理念和方法的形成都是不无裨益的。 在历次大型的水旱等自然灾害中，命运最惨的莫过于灾民的幼小子女。一些走投无路的灾民在绝望中往往卖儿鬻女，有时甚至将婴儿遗弃。面对处境悲惨的灾民子女，传教士主要采取两种措施予以救助：一是设立贫儿收养所，专门收养孤苦无告之幼男弱女，就地养育；二是设立灾民学校，教内、教外灾民儿童均可入学，学校免费提供食宿。1920年华北大旱灾，至1920年10月，天津天主教总堂已收养幼女45人。华北东南代牧区西南境1921年为办理灾民走读学校，将各区内42处寄宿学校停办，所有经费移充灾民学校之用，共得款约10万元，另外教会又贷款2.4万元，加上北京赈灾会每月拨助的5000元，用这些经费共建立灾民学校200余所，共收容学生达5000余人，男女教员合计360余人。
传教士将西方教育传入中国，先后建立天主教辅仁大学，天津工商学院，震旦大学，复旦大学 ，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岭南大学等二十余所大学。

Q3：上海谷米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怎么样？

上海谷米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2016-01-27在上海市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址位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源深路1088号19楼03-05单元。

上海谷米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310000MA1FL1JK44，企业法人梁后柱，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上海谷米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本省范围内，当前企业的注册资本属于一般。

上海谷米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外投资8家公司，具有0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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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基金定投需要注意哪些？

你好楼主，希望我的回答你能满意！ 定投不是万能的，定投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却不能完全消除投资风险。在下跌的市场中，定投也会发生亏损，但试想，如果你不是定投，而是一次性投入，那亏损会更大。定投虽然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投资方法，无需预测市场走势，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放任不管。
除了市场状况的客观因素外，所定投的基金的业绩直接决定了定投的投资绩效。所以，投资人开展定投计划时，一定要谨慎选择定投的基金。一般而言，投资人应选择那些投研实力雄厚、整体业绩优秀的基金公司的股票型基金做定投。定投计划开始后，仍需每隔固定时间，比如一年，检查自己的投资绩效，看看这只基金是否仍然表现优秀。如果基金的基本面发生很大变化，就需要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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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在嘉实基金官网买基金,如果要变更银行卡,可不可以变更异地的?

当然可以了，属于变更支付渠道，重新绑定一个支付账户

Q6：怎样定投基金

基金定投常见的一种方式是定期定额投资，即每周或每月固定的时间段，向基金公司申购固定份额的基金。基金定投可以平均成本、分散风险，实现自动投资，所以基金定投又被称为“懒人投资术”。这是较长期的投资，短期的效果不明显，要确保长期都能拿出一笔闲钱。